住村

    “你们——能——不能——不走？”热依汗紧紧握住考核组组长的手，嘴里蹦出不连贯的7个汉字。

    这个满脸皱纹的老人身后，是新疆和田地区洛浦县洛浦镇多鲁吐格曼村150多名村民渴求的眼神。抱着孩子的妇女、相互搀扶的老人、沉默不语的青壮年，像赶巴扎（维吾尔语，意为“集市”）一样涌向村委会——他们以为相处了大半年的住村干部们就要走了。

    当上级考核组到来，村民们执意要见“最大的领导”，请求能让干部们留下来。

    住村干部是2014年3月5日派到村里来的，他们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但背后是一个更加庞大的计划：在这一年，新疆启动“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活动（以下简称“‘三民’活动”），自2014年到2016年，将从各级机关抽调20万名干部，分3批下到全疆1万多个村庄（社区），脱岗一年，吃、住、工作全在村里。

    就在多鲁吐格曼村迎来住村干部的同时，首批11129个工作组的74759名干部连同他们的行囊，四散到了各个村庄。

    8个多月后，多鲁吐格曼村来了一支新疆“三民”工作考核组，要找村民为住村工作组的表现打分，100人就足够了，但村民自发来了150多人。

    看到这一幕，陪同考核的洛浦镇纪检书记李飞剑感慨道：“看到那么多老百姓的眼神和泪水，就知道工作组这一年，真的是用心了。”

    这样的场景，在新疆的村子里反复上演。

    而当初，住村干部们面对的不仅是欢迎，质疑也在等着他们，甚至夹杂着一些毫不掩饰的对立情绪。

    “到农村，我们会干什么，能干什么？”

    得知“三民”活动开展，37岁的区财政厅干部蒋硕主动报了名。

    他对和田并不陌生。1998年参加工作之初，他就曾被派往和田市财政局挂职锻炼两年。在此期间所了解的基层情况，对他后来的机关工作有极大帮助。因此，他对住村充满期待。

    但他对记者坦言，2013年至今新疆南疆地区接连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让人有点担心当地的社会稳定状况。

    “下面是否真的安全？”几乎每个即将下派的干部及其家人都有这样的担忧。

    除了安全方面的顾虑，“下到村里以后，我们会干什么，能干什么”的焦虑也困扰着机关干部们。他们清楚，这次下基层和以往不同，不是走马观花式的考察调研，而是要下到村里，一住就是300多天。

    3月5日，蒋硕和同事们前往距离乌鲁木齐1500公里的和田。他任职的自治区财政厅共有69名干部住村，分布在洛浦镇的9个村。

    虽然做足了吃苦的准备，但一进到克尔喀什村，蒋硕还是被这里的现实环境惊呆了。

    住村干部的宿舍由村委会活动室改造而成。蒋硕他们提着行李一进门，一股潮湿的霉味扑面而来，呛得大伙儿直后退。

    村干部很是歉意地对他们说，这是村里最好的房子，听说这两天干部们要来，特意让村民粉刷和打扫过。村干部指着屋后仅隔两米的一条水渠说，这霉味就是长期潮湿导致的。

    更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房后这条浑浊的水渠，将是他们今后的饮用水源。

    这种恶劣的生活条件，在库尔干村住村女干部刘海燕的眼里更加刺目。她是住库尔干村工作组组长。

    入村之前，除了安全问题，刘海燕顾虑最多的就是生活是否方便。平时，她的生活很“讲究”。

    “这些城里的生活习惯肯定得改改了”，尽管刘海燕说服自己要入乡随俗，但住村第一天，她还是百般不适应。实际上，他们看到的是中国很多农村地区不鲜见的景象。

    坐落在村委会一角的旱厕，散发出的臭味，几乎要让刘海燕吐出来。脚底的蹲位用4块砖头垫高，人踩上去一摇一晃。更让她难以接受的是，旱厕四周垒起来的围墙还没有人高，夜里上厕所，四下一片漆黑，只要打着手电照明，自己就似皮影戏一般，一举一动都可能暴露在别人眼皮底下。

    如厕成了刘海燕和女同事宗丽娜最大的尴尬。两人不得不结伴上厕所，相互“望风”。

    生活问题可以慢慢克服，但不懂维吾尔语、无法与村民交流，让急于展开工作的住村干部无所适从。

    自治区财政厅第2小组入住海力派曲尔盖村的第二天，组长赵永乖决定与村干部吃顿“相识饭”。席间，他说明来意，希望村干部把村民需要解决的问题告诉工作组，工作组会想方设法帮忙解决。他说得滔滔不绝，对面的村干部们却一脸茫然，丝毫没有反应。

    原来这些村干部大多听不懂汉语，而工作组里的汉族干部也不懂维吾尔语，大家只好靠着工作组里的维吾尔族干部在中间翻译。

    “在新疆工作了20多年，怎么就没有学习维语呢？现在不懂维语，仅靠维族干部翻译，我们怎样才能快速打开工作局面呢？”他在心里问自己。

    交流的障碍平添了很多质疑。

    住村第一天，住克尔喀什村的财政厅干部帕尔哈提·艾合买提特意买了维吾尔人喜爱的方糖、砖茶、馕等食物，他对入户走访充满期待。

    在村支书和村警的陪同下，他们来到肉孜大妈家。老人脸上堆满了笑容，很客气地说：“谢谢你们从乌鲁木齐那么远的地方来看望我们，太难为你们了！”

    几句寒暄之后，老人的脸色阴沉下来，神情严肃，“像你们这样来家里的领导，以前我也见过，但反映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你们到这里来也就是走走形式”。

    老人的话，像一根刺扎在帕尔哈提的心上，他默不作声，不知该作何解释。

    这样的尴尬，每一个住村干部几乎都遇到过。

    阿亚格恰帕勒村住村干部王智栋清楚记得，刚入村时，村支书帕尔哈提·依明召集全体村民大会欢迎工作组。他说：“工作组这次来，就是为咱们解难题、办实事儿的，大家有什么困难和问题……”

    还没等他的话说完，就有村民打断：“市里、县里的领导都来过，都是拿着本子记记，啥事儿没办就走了。”

    在帕尔哈提·依明的心里，也不确定工作组到底会不会真的给村民办事，但他仍大声安抚：“这次是从乌鲁木齐来的大领导，他们就住在村里，是一定会给我们解决问题的。”他瞟了一眼身旁的王智栋和几位住村干部，发现他们的脸上挂满了尴尬。

    “这次来，如果我们只是走走形式，村民就彻底失望了。我们一定要办事儿，才能不辜负老百姓。”这是王智栋进村后最强烈的感受。

    “我不得不被他们的朴实而感动，不得不想方设法多为村民办事”

    来到恰帕勒兰干村的财政厅干部陈林国，想快点拉近和村民的距离，真正融入村民的生活中。

    看到村委会院子一侧的土场子上，每天都有十几个小伙子围着只剩一个铁框的篮球架撒欢似地打球，酷爱篮球的陈林国想和他们一起玩。但他一上场，就被绊倒在地，身后引来一片哄笑声，没有人伸手拉他，留下的是冷漠的眼神。

    “这样套近乎来拉近关系，恐怕行不通。我们必须要办实事、动真情，才能让他们接纳我。”捂着撞伤的脚脖子，陈林国把翻新球场、组建村篮球队的想法告诉了组长卡哈尔，得到了组长和大伙儿的支持。

    2014年5月中旬，卡哈尔带着陈林国等全体住村干部把球场的石头、砖头捡走，平整土地、硬化地面。工作组出钱更换了新的篮球架，还在球场上方安装了大灯。

    来打球的年轻人看到陈林国挽起袖子搬砖头的样子，眼神温和了几分。自这以后，故意在场上撞陈林国的人少了。一次被无意撞倒，还没等他自己站起来，一只手伸了过来，维吾尔族小伙子阿迪力江站在他面前，面带笑容地伸着手，并为他竖起大拇指。

    虽然没有语言的交流，但眼前这个真诚的笑容和竖起的大拇指，让陈林国眼睛湿润了。

    农忙时，干部们白天跟着村民到地里帮忙割麦子。到了晚上，村里的小伙子在新建的篮球场上和他们一起打篮球。

    陈林国的坚持感动了村民，村民的朴实也感动着住村干部们。

    刚到多鲁吐格曼村没几天，住村干部李霆走访村民回到村委会，刚踏进大门，就看见一位年轻小伙子端着烤肉等候在院中。

    小伙子自报家门：“我叫吐送·吐送托乎提，是二大队村民，你们是乌鲁木齐来的干部，能去看望我的家人，我特别谢谢你们。”

    吐送告诉工作组，自己在县城开烤肉店。前一天，走访他家时，只有他的妻子和两个上学的孩子在家。回家后，听说有乌鲁木齐来的工作组去他家了，吐送认为没能招待好工作组，特意在第二天中午时分，为工作组送来了热腾腾的烤肉。

    李霆本以为他会有什么需要帮忙解决的事。谁知，他放下烤肉就要离开，只说了一句：“你们来看我，我应该谢谢你们。”

    “我们只是去了他们家，还什么都没做呢，村民就这样对我们。”李霆很是感慨。

    在多外特村，工作组组长渠慎俭无法忘记，2014年6月，南疆暴恐事件频发，就在住村干部感到不安时，村支书艾克木·库尔班拍着胸脯告诉工作组：“你们不要害怕，如果暴恐分子来了，我用我的胸膛顶上去。”

    工作组来到村子以后，多方筹集资金，帮助村里开建了一批项目。

    艾克木·库尔班经常对住村干部们说：“你们来了，给村里建起了地毯厂、面粉厂、榨油厂，我当了17年村支书，这一年的收获比前17年都多啊。”老支书的话感动着渠慎俭和同事们。

    这样的感动、感触几乎天天伴随着住村干部们。

    距多鲁吐格曼村100公里的和田县塔瓦库勒乡卡尔墩村，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团区委的两个住点之一。下派干部沈坤飚无法忘记第一次见到村小的模样。

    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卡尔墩村，全村1600多人分布在全长18公里的主干道两侧。来到距村委会两公里处的巴克墩小学里，沈坤飚惊住了。

    没有像样的大门，四周没有垒起的围墙，老师们用铁锹平整后的土操场，成了学生最喜爱的足球场。

    两排平房相对而坐，门上的红色油漆已磨损得样貌全无。关不严实的玻璃窗四处透风。一根烟囱从玻璃窗上方探出，另一头连着用来取暖的煤炉。

    20多人的教室里，11岁的阿依夏木古丽不停地晃动课桌，沈坤飚仔细一看，桌子的一条腿竟然是用木棍钉上去的，与另外3条腿高低不一。沈坤飚数了数，教室里共有12张双人桌，断腿的桌椅就有五六个。

    校长阿不力米提向沈坤飚介绍，这些桌椅已经用了20多年。桌椅断腿了，老师们捡来木棍，用钉子、铁丝固定住，还得不停地提醒学生不要乱动。

    从学校回来的当晚，沈坤飚失眠了，他想为孩子们做点什么。

    他把自己的想法汇报给工作组，经过工作组协调，2014年9月23日，为学校筹集的100套桌椅、1000册图书等价值1.5万元的学习用品和文体器材被运送到学校。

    校长阿不力米提紧紧握住住村干部的手，“你们让学生有了新桌椅，还带来了图书，谢谢你们。”阿不力米提有些哽咽。

    自那以后，学校的老师、路上的村民，只要见了沈坤飚，都微笑着打招呼。这是工作组入村后，受到的最友好的待遇。

    “我们只是送了桌椅和图书，村民就感恩我们。我不得不被他们的朴实而感动，不得不想方设法多为村民办事。”25岁的沈坤飚若有所思。

    若不是来住村，沈坤飚可能已经谈上了女朋友。2014年春节，亲戚带他去相亲，他对一个女孩有几分好感。但接到住村的消息后，他放弃了交往。“不能让人家女孩儿等我一年啊。”他总是这样调侃自己，话语中带着几分遗憾。

    同样带着遗憾的，还有多鲁吐格曼村的区财政厅住村干部拉依夫。

    8月中旬，他的父亲病重，拉依夫休假回乌鲁木齐看望老人。眼看着父亲的病不见好，一周的假期却要到了。

    “我要回去，不能影响其他同事休假。”拉依夫望着病房中憔悴的父亲，挣扎着告诉自己。在工作组，每个人的休假时间表都紧紧挨着，他不回去，同事就不能走。半年的朝夕相处，早已让他们成了好兄弟，他们在这里学会了责任和坚守。

    假期结束后，拉依夫踏上了返村的路程。临走前，他伏在父亲的病床前，泪水顺着面颊流下。

    拉依夫回到村里不久，父亲就去世了。休假的同事还没回来，他仍要坚守在岗位上，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成了拉依夫一生的遗憾。但他记得父亲的嘱托：“在村里多为百姓办事，我就放心了。”

    那天，他面向乌鲁木齐的方向，伏在地上，为父亲深深祈祷。

    “虽然村民喝上了自来水，但我却高兴不起来，这水来迟了”

    2014年3月底的一天，住村第1工作组组长李晓春看到，多鲁吐格曼村老支书艾力·阿帕尔在工作组门前踱来踱去，却迟迟不进来。

    她把老人家请进屋子，递上热茶，艾力打开了话匣：“村里的排碱渠，20多年没修了……”

    原来，村南有一条排碱渠，年久失修，已无法正常清淤。长此以往，周边的土地高度盐碱化，800多亩土地已经无法正常耕种，涉及全县三四十个村里的上千户居民。

    “这是件大事儿，压在我心里十几年了，也是我退休前没能为大伙儿解决的。本来都不抱希望了，但你们来了之后，每天忙着入户走访，看来是真打算给村里办好事。我知道这个事情难办，还是想给你们说说，看看工作组有没有啥办法。”老支书的一席话，让李晓春激动起来，因为老支书的话，说明工作组得到了村民的信任，这让她心里“充满了力量”。

    “村民人均还不到一亩地，不能眼睁睁地看着800多亩地就这么荒芜了。再难，也要办。哪怕是分批、分年实施呢？”李晓春很坚定。

    李晓春实地查看后发现，排碱渠全长15公里，渠内满是芦苇和淤泥，要恢复排碱渠的功能，必须先排清淤泥，这已不是一乡一村的事儿。

    她主动请缨，负责联络政府多个部门，最终多方筹集了80多万元资金，计划分两期改造，第一期先行改造5公里排碱渠，让800亩耕地彻底改善。

    2014年9月27日一大早，工程开工了。多鲁吐格曼村的渠边聚集了三四百名村民，人们像过节一样跳起麦西来甫。

    老支书更是早早守在渠旁，盯着挖掘机一下一下挖淤泥。“多年的心病，终于让工作组帮忙解决了。”他自言自语，流下眼泪。

    “不到农村，不知道农民的生产有多难，不知道他们生存有多难。”这是李晓春住村后最深的感触。

    帕尔哈提·艾合买提刚入克尔喀什村时，几乎是捏着鼻子、闭着眼睛、硬着头皮喝下第一杯水的。

    透明的玻璃杯里，装满了刚刚烧开的渠水，还未沉淀的悬浮颗粒充满杯中，土黄色的开水让帕尔哈提不知该如何咽下。放置了20分钟后，口渴难耐的他硬是把水喝了。杯底的沉淀物，他目测有两三毫米。

    村干部告诉他，这里的村民多少年来，一直喝着这样的水。

    帕尔哈提不敢相信。1997年，洛浦县就实施了农村改水工程，几乎所有的村庄都通了自来水。但村民告诉他，不知什么原因，村里一至五小队通水了，但仅隔一条马路的六、七小队却未能接通自来水。

    10多年来，村边的水渠成了两队268户1000多名村民唯一的饮用水源。

    工作组将这一情况汇报给自治区财政厅，厅领导决定帮助没通水的村子接通自来水。

    从这天起，帕尔哈提开始为通水奔波起来，也就在这个时候，工作组有人患上肾结石，“可能是平时不注意，在体内积攒已久了吧”，大家并没有特别在意。

    但一周后，又有一个人患上了肾结石，还有一人患上了尿结石，大家开始寻找病源。半个月后，他和另一同事患上了带状疱疹，思前想后，大家将目标锁定在饮用的渠水上。

    “我们才吃了两个月，就生病了，可这里的村民已经喝了几十年啊！想想村民的要求，只是想满足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帕尔哈提心里酸楚楚的。

    经过一个月的施工，2014年6月20日，六、七小队1210名村民终于喝上了清洁的自来水。村民赛迪麦麦提特意把工作组请到他家，用烧开的自来水沏了一壶茶。

    看着他满是笑容的面庞，帕尔哈提和同事们却怎么也笑不出来：“虽然村民喝上了自来水，但我却高兴不起来,这水来迟了。”

    “不到村里，不知道办事儿难。”这是住村干部地里木拉提·尼亚孜最深刻的感慨。

    在阔纳巴扎村，住村工作组组长地里木拉提想把即将新建的干部周转房从村委会院子里挪到临近大门的路口，他还跟建设部门建议把周转房改成二层楼。一层作为便民服务的门面店，二楼供干部临时居住。他想，等住村干部离开后，还可以把村里的孤寡老人接来住。

    “这样既满足了干部的临时居住需求，又能供村民长久使用”，地里木拉提的想法看似周全，但办起来却让他“头大”。仅是和各个部门协商规划图纸、办理建设手续，地里木拉提就来回跑了一个月。

    “到了村里，才知道政策存在的问题”

    到农村后，自治区财政厅副厅长王彦楼从“厅官”变成“村官”。

    去年3月入村时，王彦楼发现，种植小麦良种的库尔干村村民还没有领到去年的小麦补贴款。眼看着过完诺鲁孜节，农民就要开始播种了，前一年的钱却还没到手。

    县财政局的答复让王彦楼立即意识到乡村的特殊情况：“国家的政策要求补贴款直接打到一卡通上，但农民想让发现金，我们左右为难。”

    从2008年起，涉农“一卡通”在全疆推广。新农合、小麦补贴等40多种涉及农民和土地的补贴都直接打到银行卡上。这对业务部门来说，既保证了资金安全，还缩短了现金到农民手中的时间。

    但在南疆地区，距离城镇100多公里的农村并不少见，农民为了提取补贴款特意拿着卡跑一趟县城，很不方便。

    经过刘海燕组长和住库尔干村工作组的积极协调，金融部门决定把现金送到农民手上。3月21日，快乐的诺鲁孜节当天，100户村民从村支书手中拿到了共4.5万元的补贴款。

    “到了村里，才知道政策存在的问题。好的政策要设身处地为农民着想，要看这政策是否方便农民，是否容易操作。以后再制定政策，一定要到实地广泛调研，拿出实用、好用的办法，决不能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了。”这是王彦楼的思考。

    他的同事们天天和村民打交道，吃、住在一起，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近距离接触农民，也第一次真切地了解到农村存在的真实问题。半年多以后，财政厅住村工作组就已完成27个调查报告，其中部分课题成果已在财政管理工作中发挥作用。

    这段“村官”生活让王彦楼产生了太多的感触：“刚下来时，干部们担心到农村我们能做什么、会做什么。半年多的实践告诉我们，农村太需要我们了，农民太需要我们了。我们可以为农民做很多事，而且也能做很多事，只要我们扑下心来，拿出真情来。”

    “农村的问题很多，千头万绪的，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为农民办实事，这是我们住村工作组必须做的工作，但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经过半年多的住村，这位财政厅副厅长认为，“怎样带领村民脱贫致富，而且是可持续地致富、发展生产，是我们更应该考虑的。”

    初入塔盘村时，如何帮助村委会带领村民脱贫，成了住村干部王定元想的最多的问题。村里135户居民中有46户低保户，全村负债28万元，贫困程度大大超出了他的想象。

    他走访发现，七八户村民在自家院子里养了八九头牛羊，节日期间带去巴扎售卖。

    “要是建个养殖合作社，实行科学养殖，常年养殖、售卖，大家共同承担风险，共同应对市场，盈利后分红，这不是比单个养殖要获利更多嘛。”王定远开始说服村民，尽管他们一时无法接受这个观点。

    2014年5月26日，抱着试试看的念头，塔盘村村支书和9名村民共出资13万元，建起了村里的第一个畜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到8月中旬，第一批20只羊、4头牛出栏，王定元粗算了一下，除去饲料成本，每只羊净赚150元，每头牛赚1000元。

    看到了回头钱，入社的村民阿不力克木不但没有要求立即分红，反而增加了3万元投入。王定元乘胜追击，把他的经验分享给其他村民。截至10月底，合作社已从最初的9人增加到65人，70只羊出栏售卖。

    “工作组就是要把这种长久的机制建立好，以后的‘三民’活动，该从建立良好的机制、体制上发挥作用。”财政厅副厅长王彦楼认为，就算住村工作组离开了，只要建立了稳定的机制，农村发展就会步入正轨。

    新疆自治区党委赋予住村工作组的另一项责任，是对村干部进行“传帮带”，手把手给村干部教工作思路和方法，将他们打造成“永不离开的工作组”。

    但目前的村干部队伍中，大多是小学文化程度，年龄也都在45岁左右，还有很多人不会说汉语，而年轻人对村委会工作并不热心，村干部队伍严重缺少新鲜血液。

    如何把优秀青年吸引到村领导岗位？培养一批有知识有文化，能够带领村民走上富裕之路的有朝气的村干部？对此，和田县塔瓦库勒乡喀克夏勒村的团区委住村干部们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喀克夏勒村是和田地区最北面的村庄，深处沙漠腹地。团区委副书记杨骞带领工作组入村后，筹资28万元在村委会建成了青年文化中心、青年巴扎大舞台、篮球场、摔跤场4个主流文化阵地，通过开展篮球、摔跤、拔河、台球、农民趣味运动会以及文艺演出等活动吸引年轻人。

    从最初参与活动的几十人，到后来的一二百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远离了斗殴、骂架等“小混混”式的生活，加入到村委会的活动中来。

    “年轻人渴望新鲜事物，但苦于没有正常的获取渠道。我们不去拉他们一把，就会有其他势力拉走他们。”杨骞说。

    团区委还把“感动中国”人物艾尼·居买尔、尼加提·尼亚孜等人请到了村里。与站在主席台上的宣讲不同，他们与村里的年轻人围坐一圈，和他们聊天，讲自己的故事。

    “这下好了，你们工作组来了，把年轻人聚在一起开讲座、讲公开课、培训技能，我再也不用担心这些孩子会生出什么事端了。”村支书对杨骞说。

    回望已经走过的2014年，住村干部刘海燕深深记住了一句话。2014年3月19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财政厅厅长弯海川走进她所在的库尔干村村委会，紧紧握住村支书艾肯·麦合苏提的手说：“这么多人到村里，给您添麻烦了。”

    “你们来晚了，但现在来，还来得及。”艾肯·麦合苏提回答。在他的身边，乡亲们的眼里满是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