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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神抵达那一刻，上海外滩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察觉到任何征兆。
2014年与2015年交接时分的外滩是一个五光十色的噩梦，事后有人形容这是一个地狱般的地方。造成36人死亡的严重踩踏事件发生后，冷空气中充斥着不安的尖叫，地上满是血迹、呕吐物、撕裂的服饰和散落的物件。在事发地，人流演变为波浪。很多人一度被挤到窒息——参与救治的4家医院收治了不少此类症状的伤者。
在接收伤员最多的长征医院，一位伤者原本是陪别人就诊，回家却发现自己胸部不适，后被诊断为胸部轻微挫伤。不过，在面目全非、脸色铁青的死者面前，骨折、软组织挫伤甚至是急性肾损伤简直都算得上是死里逃生的运气了。
被紧急抽调到救治专家组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胸外科医生范虹说，他接触的伤者主要是创伤性窒息。他们受伤时因被压“濒死感强烈”，再加上目睹亲友在身边故去，获救后延续了无助和忧郁的情绪。
因此，在几家医院的监护室里，范虹看到一些伤者出于焦虑坚持要站起来，另一些人则躺在病床上，默默流泪。
瑞金医院副院长陈尔真介绍，该院收治的一名女孩伤势不重，但一直“打哆嗦”，拒绝说话，存在反应性的精神障碍，经过一番心理疏导才肯开口。
个体的力量在死神降临的十几分钟里显得格外卑微。一位在场的年轻人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他想要打个电话，却连掏出手机这个简单动作都没有办法实现。
不断有人带着后怕，回忆起当时目睹身边人晕倒或突然消失的体验。年轻的插画师肖吉说，他看着一个个人在眼前晕倒，被“吓住了”，“别找我采访，把这种事情一遍遍回忆、一遍遍重放是很糟糕的”。
事发时，肖吉在外滩陈毅广场通往观景平台的台阶上。36个生命就断送在那上行和下行人流没有分隔的17级台阶上。台阶构成的是缓坡，迄今没有人能说清当时究竟是因为某一个人的不慎踩空，还是人流中的某个恶作剧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那是密集人群组成的炸药桶，只需一个很小的火星就足以引燃，即使近在咫尺的当事人也不明所以。
肖吉断言其中有人祸因素。他说，一开始还没事，但上面有几个看客在“推波助澜”，他们自恃位置较好，对下面喊：“你们快点挤，我们这里视野可好了！”他对这些看客持有深切的痛恨。
处于楼梯边缘的肖吉往上走的时候与死神擦肩而过。上面的人群突然就倒了下来，他因处于边缘，躲过了人群的下压。据他回忆，在那一瞬间，人群被压得一动不动，一片哭喊声，他“愣了好久”，开始帮助解救那些被压者。
在场的另一名年轻男士陆震宇估计，混乱的状态持续了大约10分钟。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事发前他和朋友处在呼吸困难的台阶上，本来想到观景平台找个位置，但实在上不去，台阶处有人在喊“下去！下去”，他就随着人流被慢慢推下，但和朋友走散了。
1988年出生、任职于上海成浪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陆震宇说，当时没有人起哄，确实是台阶上太挤了。他身边一对夫妻带着一个6岁孩子——他之所以知道孩子的年龄，是因为夫妻俩拼命在喊：“不要推了，这边还有一个6岁的孩子！”
人群倒下时，陆震宇被挤得身体倾斜，卡在半空，双脚离地，身下还压着别人，上面有人向他压过来。他腰部以下完全不能活动，疼得直冒冷汗，只能尽量让上半身暴露在空气中，以保证呼吸的畅通。他身后不知是谁，在挣扎中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了他的头发，而前面只露出半个脑袋的女孩绝望地拉着他说：“救救我，我不行了”。与此同时，他身边有人完全没有了动静。求救声和打骂声不绝于耳，令人作呕的气味在空气中传递。他爱莫能助，“眼睁睁地看着旁边的人一个个倒了下去”。
他也逐渐呼吸不畅。他猜测，如果再多10分钟，自己也许就会支撑不住。幸亏，人们意识到了事件的严重，开始有人拿着喇叭，指挥人们后退。
距离台阶处10米左右、当时在陈毅广场上的上海大学学生姚岳龙也注意到，确实有位女士手持喇叭喊话呼吁让路。他记得喊话者穿的并非制服。
姚岳龙原本也在往楼梯方向走，他听到反方向的人群提醒“前面出事了”，上面有人在喊“往后退”。但他说，很多人起初没当回事，以为只是上面的人想要下来而已。
事发不到10分钟，先是个别人带头，然后是十几个年轻人带头喊起了有节奏的“往后退、往后退”。姚岳龙听到了变得整齐的喊号声。
齐声喊号的人位于陆震宇右方的栏杆附近，听到“往后退、往后退”，他感觉有救了。
在专业救援力量到来之前，就是这些“喇叭姐”、“后退哥”之类的普通人，鼓舞人们展开了自救。
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指挥中心副指挥长蔡立新表示，当天23时30分，警方注意到陈毅广场出现人流异常情况，但已经无法迅速进入现场，最后采取强行切入的方式，用时比正常时间多了5至8分钟。
肖吉在最初的愣神之后，曾试着往外拉人，因为拥挤，只拉出两个就拉不动了。他只能握着两个人的手，“给他们鼓励”。人一个个在他眼前晕倒。
他感觉是“大概过了15分钟”，后面的人开始能动了。他再次帮着往外拉人，被拉出的人下面还是人，晕厥、窒息、脸色已经发青的人。他大概数了数，有五六个人一动不动，可能是“彻底死了”。在哭喊声中，有人在帮伤者做人工呼吸。
而双脚终于重获自由的陆震宇，立即把前面求助的女孩拉了出来，转身又去找自己的朋友。他看到有20多人叠在一起躺着。他和几个陌生人一起，把那些奄奄一息或是无法呼吸的人拖出来，旁边一直有各种拨打“110”或“120”的通话声。他也注意到，旁边有人在拿着手机拍照。他表示，不明白这些人“抱着一种怎样的心态”。
他观察到，躺在地上的那些人，有人被踩得面目全非，脸上全是口子，所幸呼吸尚存。有的在抽搐，嘴边带着白沫或是血迹，有人整张脸是紫色而肿胀的。但很多人与他一样不懂急救，不敢采取任何措施，“干看着”。
根据他的记忆，等到他们把死伤者全部搬到台阶上的空地差不多是在23时50分左右。而姚岳龙的估计与此相符：在事发一二十分钟后，他看到一些人陆续被抬下来，从台阶的侧面往下“递”。几个大学生模样的人在抬伤者，还招呼人一起帮忙。台阶下的人群艰难地让出了一个相对松散的范围，伤者暂时停放在那里。
台阶上下都陷入了相似的慌乱：咆哮着询问谁懂急救的声音，迫切地为伤者做人工呼吸的动作，对恋人的呼喊，还有对朋友的喊话。
对于置身其中的人来说，最为讽刺的是，当他们面对生离死别，就在不远的地方，大批根本意识不到事件严重性的人，开始跟着东方明珠电视塔或“上海中心”的倒计时开始了迎接地球又一轮自转的倒计时：5、4、3、2、1……
后来一个被不约而同用来形容此情此景的词语是“一步之遥”：生和死只差一步，欢乐与哀痛只差一步。肖吉说，这是自己头一次离死这么近，又这么渴望生。事发40多分钟后，他在微信里对朋友讲述这“最悲凉”的跨年经历，最后写了一句：“呵呵，新年快乐。”
被“拉”出来的伤者最后被转移到陈毅广场旁边的马路上，从这里运往医院。大队到场的警察在这里围起人墙。据很多人向记者回忆，由于马路拥堵，救护车在零点过后终于呼啸着到来，警车、公交车都曾用于运送伤员。
受了一点皮外伤、但自认为拥有“特种部队”体格的陆震宇，与两个朋友一起参与了对伤员从台阶到地面到马路再到救护车的转移。最后，他体力不支，左腿抽筋，“搬的时候跪倒在地”，被朋友带离现场。
陆震宇说，他无法判断当时的施救者中是否有专业医护人员，能看出很多人在自发施救，“基本上能帮忙的都在帮忙，包括一些女孩子”。
参与救人者中，浙江省温州市儿童医院儿童感染科护士吴小小属于专业人员。她和3名大学同学约好坐着火车赶到上海外滩迎接新年，但在零点到来前感到危险临近，尽量去人少的地方，却没能逃脱被冲散的命运。
吴小小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她和另一位做护士的同学潘盈盈在一起，恰好到了警察设立的临时隔离区附近。她听到警察扯着嗓子问“有人受伤了，有没有学医的”。她们俩往隔离区挤过去，边挤边喊“我是护士”，随后被警察放入。
当时，她们看到地上有十几个伤员，几位外国人在施救。一个老外志愿者看上去已经做了很久的心肺复苏，可能需要替换。她上前想要接手，对方不清楚她的身份，摇头拒绝。她赶紧用英文告诉对方，自己是一名护士。这位外国人示意她帮患者做人工呼吸。他按压30次，吴小小就给伤者做两次人工呼吸。严格按照急救要求，在没有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不能实施口对口人工呼吸。但她已经顾不上了。
吴小小凭她的经验判断，在场的施救者中只有有限几人懂得急救。当时也没有用于做心肺复苏的加压皮囊。她和潘盈盈因实施心肺复苏手臂无比酸胀。她们还要去查看其他伤者，有人身上都是血迹，有人口里往外流血，看起来是内出血的症状。也有一部分人瞳孔放大，失去生命体征了。
“我不记得到底查看了多少伤者。只能尽力去做，告诉轻伤患者怎么自己处置。”吴小小说。
她们最后与那几位外国人分别离开了现场，没有留下联系方式。她只记得他们个子很高，皮肤很白，似乎是欧洲人，其中似乎有一对是夫妻。
生命的接力棒交到了4家医院。长征医院影像科医生施晓雷在事件发生时，恰好刚从医院下班，和同事出发去外滩参加跨年活动。他们如愿参与了倒计时，但并不知踩踏事件的存在，直到发现正为一名伤者做胸外按压的警察。
跟温州来的吴小小护士一样，施晓雷医生向警察表明身份后进入了隔离区。他们把一名重伤的女士抱上一辆“可能是临时征用的面包车”，在两名警察的陪同下回到了长征医院。那是长征医院收到的第一个此次踩踏事件造成的伤员，最后不治身亡。1991年出生的施晓雷和同事疲惫而失落，但他预料不到当晚事态的进展——对他、对上海的很多医护人员来说，这将是一个不眠之夜。
他一度回到办公室里准备入睡，但因故回到一楼，电梯门打开时他惊呆了：大厅里全是人，家属、警察、领导、保安，清创室里横七竖八躺着死者，急诊科“忙翻了天”。2015年的曙光还没到来，他已加入了一场与死神的赛跑。“因为我是医生”，他在这一天的日志里说。
死神其实已经走远，带走了36个年轻的生命，在肇事区留了一地令人哀伤的手套、围巾、眼镜还有鞋子——这些鞋子为了跨年出现在这里，最终没有跨过新年。
从这一片狼藉中劫后余生的陆震宇决定，自己要去认真地找一个好姑娘做女朋友了，在新的一年。
本报上海1月2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