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管理”转型为“社会治理”

    以“城镇化与特大城市社会治理”为主题的2014年学术前沿论坛，日前在清华大学举行。

    在北京市社会学学会举办的此次论坛上，传递了大量有决策参考价值的数据与观点。与以往学术研讨会不同的是，参会的十几位专家学者在会议的前半程，纷纷追忆因病离世的我国社会学界泰斗郑杭生教授治学为人的故事。而有关城镇化的研究，正是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享年79岁的郑杭生教授生前做了大量研究的领域。

    公共服务不能纠结于“流动”与“本地”

    据2014年11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特大城市”被定义为“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而原标准是“100万以上人口”。这样一来，我国的特大城市由原来的140个城市，减至16个。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在题为《城市化与特大城市人口治理》的报告中披露，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达到了53%，而流动人口约有2.5亿人，每年以近1000万人的速度增长。未来规划城市化率将达到百分七八十，这意味着将来有近12亿人长期住在城里。以北京为例，这座特大城市的流动人口接近一半。出于这一原因，翟教授认为，中国的这种城市化有别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是“半城市化”或“注水城市化”。翟振武分析说，现在的流动人口呈现明显的家庭化、居住长期化趋势。据对全国106个城市连续追踪调查显示，16～59周岁的已婚流动人口中有84.5%与配偶一同流动。所以，“如今的流动人口其实不怎么流动了，工作也不频繁更换，越来越稳定化、家庭化”。

    针对这一“新常态”，翟振武教授建议决策机构，应转变理念，梳理政策，按照“常住”或“永久”的标准，为所有常住人口提供公共服务和管理，不要再纠结于“流动”与“本地”。例如，现在有些人还把流动儿童视为 “外来的”，认为他们迟早要“回去”。而现实是，这些流动儿童生已经成了“城里娃”，他们没有地方“回去”，也不会回去了。我们的公共政策制定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翟教授还透露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信息：据调查，流动人口中的人均受教育年限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最高等级的风险是“社会失序”

    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主任龚维斌教授的发言，围绕“特大城市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的话题展开。

    龚教授说，城市越发达，人口越多，脆弱性越强，不稳定性越强，风险越高。据他介绍，社会治理主要分成两部分，一是常态治理，二是非常态治理。非常态治理包括四类：一是地震、泥石流、海啸等自然灾害突发事件；二是事故灾难，如交通生产、沉船、空难等；三是公共卫生，如非典、禽流感、食品药品安全等；四是社会治安事件，包括恐怖袭击、群体性事件，等等。

    龚维斌指出，当年“非典”的暴发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在紧急状态下怎样去保护百姓的生命安全，政府应该怎样有效地应对这种巨大的社会危机？应该说当时很缺乏经验。此后国内外发生了一系列突发事件，都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如2008年我国南方发生了特大雨雪冰冻灾害，大家看到的是交通线上的影响，但是真正影响大的是城市管理。

    “我们正在研究特大城市面临的最大公共安全风险是什么？”龚维斌说，必须有一套应急机制。而最高等级的风险是一旦出了事情，将造成社会失序。所以发生突发事件后的信息公开、透明非常重要。

    公共支出仅三成用于社会发展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陈光金，在论坛上分析了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情况下，我国社会发展将面临的挑战。他谈到，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为7%左右，而且得消除过剩产能，这将会对就业、财政收入、居民收入产生冲击。除了挖掘、培育新的消费增长外，经济增长战略选择的重点，在于加大社会领域发展的投资，比如城乡基础设施、文教卫生、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养老服务，等等。这些领域不发展，经济新常态就难以维持。

    陈光金认为，应该改变公共财政支出结构。“现代政府的公共支出里应有约60%左右用于社会发展，但我国现在只有约35%。”国家应提升社保水平，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效率，减少运行中的各种社会成本。他还强调，要强化社会组织的发展，扩大社会自我调节和治理的空间，让社区自治回归本位。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主要抓手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教授，在题为《城市社会治理与清河实验》的演讲中提到，“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是内涵完全不同。“社会治理”的核心是让全体公众参与进来，激发社会活力。

    据介绍，清河街道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东北部，常住户籍人口近3万户，7.4万人，另有外来人口8.4万人。李强带领的研究团队选择了3个实验点，分别是老毛纺厂单位大院型老社区、高档商品房社区和混合型社区。他们尝试在社区建立议事委员会（起到议事和监督功能），两星期开一次会，收集居民的意愿、需求，再告诉居委会，由居委会与街道一起想办法处理或改变。调研证明，3个社区的居民都有很强的参与积极性。

    李强强调，在今天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需要厘清它所承担责任的边界，政府不可能包办一切，社会需要再组织，“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我调节的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怎样激发社会活力？李强认为要从基层治理入手，“居民对于把自己生活的小区建设成宜居和谐的社区有强大的参与动力，特别是住房市场化后，业主们对于自己的住房和小区建设都异常关心，所以，应充分发挥社区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李强表示，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主要抓手，他的团队正在做的“清河实验”，就是试图建立社区治理的创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