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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1月14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外迁商户站在廊坊望北京

本报记者 杨杰 《 中国青年报 》( 2015年01月14日   09 版)

    廊坊新动批红门服装城已经开业10多天了。“生意不好做。”北京搬来的商家李思说。开业那天,她的服装店里连试衣镜都没有。

    如今,这面狭长的镜子总算摆好了。原本属于北京的“动批”(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和“大红门”的名字,也结实地扣在了河北省地级市廊坊头上。

    而在北京,“天皓成服装批发市场”1月11日正式摘牌,并于1月12日闭市,成为动批首家摘牌的服装批发市场。根据规划,整个动批将于2015年年底从北京二环的西北角消失。

    一年多以前,作为治理北京“大城市病”和产业升级的手段之一,政府决定将北京城区低端服装批发市场外迁,为日益臃肿的首都稍稍瘦身。

    外迁传闻甫一传出,北京周边地区纷纷摩拳擦掌。紧邻北京、具有位置优势的廊坊则不声不响地注册了“新动批红门”的名号,然后盖楼招商。他们最终招来2000家商户,其中超过八成像李思一样来自北京。

    热与冷

    2015年元旦,廊坊以一场盛大的开业典礼,欢迎了他们。总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的服装城外墙,严严实实地裹了层红布;停车场的2000个车位被占满,一些京牌或冀牌车辆只好停在四周。服装城门前道路上的车辆蠕动着,着急赶路的女司机按着喇叭气冲冲地嚷道:“你说这廊坊人,服装城开业你凑什么热闹!”

    39岁的李思独自站在十几平方米的店铺里,等着红布被揭下的那一刻。她刚打了一盆水,蹲着用抹布擦了一遍地。店铺刚装修好,粉尘很快把水变成白浆一样。

    震耳的礼炮和喜庆的礼乐响过后,红布缓缓垂下,廊坊新动批红门服装城开门营业了。

    李思看见人流涌来,不停招呼来往的客人“进来看看”。“这件多少钱?”顾客摸着印有大嘴猴图案的运动服问。“一身120。”李思回答,“现在可流行了,拿一件吧。”结局往往是连讨价还价的桥段都未上演,顾客就不声不响地走了。李思懒得再吆喝,胳膊肘支在柜台上,晃着腿。

    服装城的上方像是悬着越拧越大的水龙头,源源不断地输送着人流。看上两眼、摸摸料子、问问价钱就转了出去的场景,不断上演。

    在北京大红门卖服装的弟媳发来微信:“生意怎么样了?”李思回了两个字:“不好。”“卖了没有?”弟媳追问,李思回了两个撇嘴的表情。开业这天,李思上午一共卖了两件衣服,收款145元,下午干脆没开张。

    服装城里播放着喜庆的音乐,有首歌里唱着“我在高岗眺望北京”。李思随着音节点着脚,也想起在大红门的日子,“这个时间应该忙得像陀螺”。

    2010年,大红门的日均客流量就已超过20万人次。那里吸纳了10万多从业人员,整个商圈有39家大型服装、家纺商贸城,年营业额超过300亿元。

    从北京大红门一起搬来的高姐则生意不错。她抽空给李思送来一套煎饼和一瓶水,“抢得都抓手,卖了2000了。”高姐卖内衣、袜子,走的是薄利多销的路子。

    但往来的客人手里大部分空着。“这是北京来的?”一位白发长者反复问李思,“太失望了。”有空手而归的顾客打着电话:“这跟咱石家庄的差不多,后悔过来了。”

    “你看这人乌泱乌泱的,但没几个买的。这一天问厕所在哪儿的比买衣服的多。”李思撇了撇嘴,来回搓着手,“大红门没这么冷,那儿有人气”。

    服装城开业首日,客流量4万人,营业额则未见披露。

    远与近

    北京大红门旁边有一条几近干涸的河,如果不是在南六环附近生生往北拐了个弯,它刚好顺流而下直抵廊坊;动批挨着北京北站,若选择坐高铁,从北京到廊坊的时间是21分钟,甚至来不及听完手机里的5首歌。

    刚经历了一场堵车的丈夫从北京开车过来接李思。那是一段经常拥堵的路段,四周荒芜。蓝色的标牌上写着“河北界”,路旁的房地产广告从“首付50万住五环豪宅”变成了“首付14万,住别院”。一些精明的商家打着“大北京”的名号,为廊坊的楼盘招揽客户,他们戏称这里是北京的七环。

    但这里毕竟不是北京。一接到丈夫的电话,李思就气呼呼地嚷着,“干嘛打电话?算长途!我200块钱的话费两天就打没了!”她准备买一张河北的手机卡。

    迎接新生活的准备还包括在廊坊租房。20年前,安徽女孩李思进京发展,认识了有北京户口的丈夫,嫁人,买房,生子。儿子顺利入了学,她则学了一口带着京腔的普通话,并开了第二家服装店。她已在北京生根,并计划着“努力赚钱、供儿子读书,将来让儿子在北京工作、结婚,为他攒钱买房,等老了回家看孙子”。

    然而,她的计划在一年多以前,被一个更大的计划改变了。

    2013年12月底,在北京市委十一届三次全会上,北京市领导指出,人口无序过快增长、大气污染、交通拥堵、部分地区环境脏乱、违法建设等问题,已严重影响到北京的可持续发展,影响首都形象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必须痛下决心进行治理。

    “加快退出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和资源环境要求的产业,继续淘汰高耗能企业、一般加工业企业和服装、建材、小商品等批发市场。”北京市市长王安顺在会议上同样表示,“对一些服装市场、小商品市场、建材市场等聚集人口过多的业态,要加大从中心区调整退出力度。”

    他们管理的北京,占地仅1.6万平方公里,却常年生存着2000万人口,其中四成来自外地。过去10年,这块土地上每天增加1300位外来人口,占北京新增人口的四分之三。按照规划,2020年北京的常住人口应控制在1800万人。

    这些数字足以令北京的官员头疼,也令李思和她的同行们不得不重新规划人生。

    李思当时接到了大红门要外迁的通知,用两年时间,将在2015年年底全部搬完。她必须作出选择——如果留在北京,从未干过其他职业,年近40岁时需要重新谋一份工作;如果到廊坊继续卖服装,就得与丈夫儿子分居。

    她最终决定把大红门的店交给姐姐打理,自己到廊坊。

    李思算了一笔账,每天往返两地的过路费和油钱合计约100元,每天早上需要5点多起床赶到廊坊,晚上10点多才能回到北京,这节奏会让人“崩溃”。她索性每月花400元在廊坊租了间30平方米的小房子。

    但不方便是明摆着的。儿子在北京上学、老公在北京上班。李思说自己“心都在那边,不踏实”。 

    王雅静也是外迁大军中的一员,作为纯粹的打工者,她更加身不由己。“老板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这位小个子河南女孩看上去20岁出头,家人都在北京打工,已经买好回乡过年的火车票,但没给她买。

    “我不知道这边什么时候关门。”王雅静一个人被安排到廊坊看店。老板在此地为她租了房子,里面主要就放了一张床。

    “这边什么都不方便。”王雅静在北京时,最多一天能打3份工,早晨4点半一班,中午一班,下午一班。满负荷的工作换来月薪5000元,然后至少用500元支付房租。

    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的10多万从业人员,大部分是王雅静这样的外地人,他们一般住在地下室、厂房、仓库等廉价的地方。其中不少是北京市正痛下决心整治的群租房。

    2014年,王安顺在北京市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透露,经过各方努力,中心城区西城区疏散迁出8万户、20多万居民,却迎来了30多万流动人口的大量涌入,抵消了老城区疏解人口的效果。

    有住在服装批发市场临近小区的北京市人大代表,曾指责自己小区有一半被批发市场里的商贩租住,人货混居,“他们经常在夜里上货,带来了消防、治安的隐患,而且扰民。这个小区与一墙之隔的小区的二手房相比,每平方米整整低了1万元”。

    服装城搬到廊坊后,衣服的定价也比北京低了近30元。“老板说要低价打开销路。”王雅静说,她现在月薪3500元。

    开业第三天上午10点半,服装城里的人并不多。如果在北京,这应该是最繁忙的时刻,老板娘涂着鲜红指甲的手指把计算器摁得“啪啪”响。他们忙着迎来送往、应对客人、招徕生意,甚至没有时间与记者过多交谈。

    那些熟悉又忙碌的生活,对李思等人来说已经成为回忆。廊坊服装城里当地的店员说,北京来的商家,基本都晚来早走,“一般早上10点多,他们才来,说是晚上9点多关门,但7点他们就回去了”。

    2014年8月,廊坊用十几辆大巴车把他们从大红门接到服装城,几天后就是招商仪式,当天签约免3年租金。

    在服装城和大红门之间,廊坊开辟了新的班车线路。为了方便商户搬家,此前还有免费的搬运队伍。

    现在,随着服装城开业,装修、外卖、安装POS机的广告,一叠一叠地塞进来了。卖鸡蛋灌饼、铁板鱿鱼、冰糖葫芦和烤红薯的小摊也赶了来,开始了第一天的生意。

    去与留

    开业当天,服装城外循环播放了一天的《开门红》,终于在傍晚停下来。扯下的红布被随意堆在卡车上,上面粘着灰尘和脚印。小孩和两手空空的大人走出服装城,揪下花篮里的鲜花戴在头上。有人指着这两年刚刚建成的服装城说,“这以前是个村子。”

    有些北京来的商家,刚选好店铺就又托付给商场转手,不来经营了。除了生意人疲于奔波两地的原因,廊坊服装城的人气也需要“养养”。

    从大红门搬来的邬姐在服装城卖羊毛衫,两个女儿吃着巧克力在周围追逐嬉戏。提起两地的热闹程度,“那——”,邬姐拉长了音,“没法比。”

    这个35岁的女人来北京7年了,黄色棉服的袖肘已经磨损。她从未去过故宫、长城、颐和园等任何一个和“北京”联系在一起的景点。“我不愿意去人多的地方凑热闹,我喜欢清净点儿的地方。”现实是她几乎没有休息时间,“自己的生意,谁舍得放假。” 但她的两个孩子都喜欢北京。

    邬姐盼望这里的人气能逐渐“养”起来,但又舍不得把时间耗在这里,已经开始打听有没有人想租她的摊位。

    眼前的景象与他们中一部分人曾经的“战场”动批是远远无法相提并论的。从最初的地摊、铁皮大棚到后来的“退路进厅”,动批经历了几次变迁,但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一直没变。那是一个营业面积30万平方米,服装批发摊位约1.3万个,物流企业20余家,从业人员超过3万人,年营业额达到200多亿元,日均客流量超过10万人次的超级市场。

    “动批在商业业态上是个了不起的产物,其商品分类的细化程度在发达国家前所未见。支撑起动批辉煌的力量,就是它背后规模惊人的需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张帆教授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但搬迁的政策也非拍脑袋决定,早在2013年年底,外迁服装批发市场的调研工作已经展开。北京西城区区委书记王宁曾在西城区“两会”上算了一笔账,动批每年给西城经济带来效益约6000万元,但政府支付的交通、环境等管理费用超过1亿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治理城市病’,政府应当思考如何在现有条件下优化和改善管理,用具有未来眼光的规划取代过去短视、欠缺科学考虑的规划,这体现的是治理思路的转变。”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经济系主任林江说。

    当初得知大红门要外迁时,李思心里没底。“要真拆了,我们去哪儿呢?”她曾一次次问自己。直到廊坊伸出橄榄枝,心急的她抢先租下了个铺子,才觉得踏实。“当时想着有便宜谁不占啊,我们签完第二天就只免两年租金了。”她说。他们这群女人,多是早年进京,一直做服装生意,没什么一技之长,来廊坊也是为将来探路。

    一没生意,李思就烦躁不安,“真像北京那样哗哗地赚钱也行,在这儿真是耗不起”。她希望这里的人气能够慢慢“养一养”。

    一位社会心理专业的人士则这样跟中国青年报记者解释,“很多外来人口,在北京已生活多年,不管活得怎样,他们已经深深嵌入北京的系统里,如果他们像植物一样被生生地拔出去,下面一定带着根茎和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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