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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新动批红门服装城已经开业10多天了。“生意不好做。”北京搬来的商家李思说。开业那天，她的服装店里连试衣镜都没有。
如今，这面狭长的镜子总算摆好了。原本属于北京的“动批”（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和“大红门”的名字，也结实地扣在了河北省地级市廊坊头上。
而在北京，“天皓成服装批发市场”1月11日正式摘牌，并于1月12日闭市，成为动批首家摘牌的服装批发市场。根据规划，整个动批将于2015年年底从北京二环的西北角消失。
一年多以前，作为治理北京“大城市病”和产业升级的手段之一，政府决定将北京城区低端服装批发市场外迁，为日益臃肿的首都稍稍瘦身。
外迁传闻甫一传出，北京周边地区纷纷摩拳擦掌。紧邻北京、具有位置优势的廊坊则不声不响地注册了“新动批红门”的名号，然后盖楼招商。他们最终招来2000家商户，其中超过八成像李思一样来自北京。
热与冷
2015年元旦，廊坊以一场盛大的开业典礼，欢迎了他们。总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的服装城外墙，严严实实地裹了层红布；停车场的2000个车位被占满，一些京牌或冀牌车辆只好停在四周。服装城门前道路上的车辆蠕动着，着急赶路的女司机按着喇叭气冲冲地嚷道:“你说这廊坊人，服装城开业你凑什么热闹！”
39岁的李思独自站在十几平方米的店铺里，等着红布被揭下的那一刻。她刚打了一盆水，蹲着用抹布擦了一遍地。店铺刚装修好，粉尘很快把水变成白浆一样。
震耳的礼炮和喜庆的礼乐响过后，红布缓缓垂下，廊坊新动批红门服装城开门营业了。
李思看见人流涌来，不停招呼来往的客人“进来看看”。“这件多少钱？”顾客摸着印有大嘴猴图案的运动服问。“一身120。”李思回答，“现在可流行了，拿一件吧。”结局往往是连讨价还价的桥段都未上演，顾客就不声不响地走了。李思懒得再吆喝，胳膊肘支在柜台上，晃着腿。
服装城的上方像是悬着越拧越大的水龙头，源源不断地输送着人流。看上两眼、摸摸料子、问问价钱就转了出去的场景，不断上演。
在北京大红门卖服装的弟媳发来微信：“生意怎么样了？”李思回了两个字：“不好。”“卖了没有？”弟媳追问，李思回了两个撇嘴的表情。开业这天，李思上午一共卖了两件衣服，收款145元，下午干脆没开张。
服装城里播放着喜庆的音乐，有首歌里唱着“我在高岗眺望北京”。李思随着音节点着脚，也想起在大红门的日子，“这个时间应该忙得像陀螺”。
2010年，大红门的日均客流量就已超过20万人次。那里吸纳了10万多从业人员，整个商圈有39家大型服装、家纺商贸城，年营业额超过300亿元。
从北京大红门一起搬来的高姐则生意不错。她抽空给李思送来一套煎饼和一瓶水，“抢得都抓手，卖了2000了。”高姐卖内衣、袜子，走的是薄利多销的路子。
但往来的客人手里大部分空着。“这是北京来的？”一位白发长者反复问李思，“太失望了。”有空手而归的顾客打着电话：“这跟咱石家庄的差不多，后悔过来了。”
“你看这人乌泱乌泱的，但没几个买的。这一天问厕所在哪儿的比买衣服的多。”李思撇了撇嘴，来回搓着手，“大红门没这么冷，那儿有人气”。
服装城开业首日，客流量4万人，营业额则未见披露。
远与近
北京大红门旁边有一条几近干涸的河，如果不是在南六环附近生生往北拐了个弯，它刚好顺流而下直抵廊坊；动批挨着北京北站，若选择坐高铁，从北京到廊坊的时间是21分钟，甚至来不及听完手机里的5首歌。
刚经历了一场堵车的丈夫从北京开车过来接李思。那是一段经常拥堵的路段，四周荒芜。蓝色的标牌上写着“河北界”，路旁的房地产广告从“首付50万住五环豪宅”变成了“首付14万，住别院”。一些精明的商家打着“大北京”的名号，为廊坊的楼盘招揽客户，他们戏称这里是北京的七环。
但这里毕竟不是北京。一接到丈夫的电话，李思就气呼呼地嚷着，“干嘛打电话？算长途！我200块钱的话费两天就打没了！”她准备买一张河北的手机卡。
迎接新生活的准备还包括在廊坊租房。20年前，安徽女孩李思进京发展，认识了有北京户口的丈夫，嫁人，买房，生子。儿子顺利入了学，她则学了一口带着京腔的普通话，并开了第二家服装店。她已在北京生根，并计划着“努力赚钱、供儿子读书，将来让儿子在北京工作、结婚，为他攒钱买房，等老了回家看孙子”。
然而，她的计划在一年多以前，被一个更大的计划改变了。
2013年12月底，在北京市委十一届三次全会上，北京市领导指出，人口无序过快增长、大气污染、交通拥堵、部分地区环境脏乱、违法建设等问题，已严重影响到北京的可持续发展，影响首都形象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必须痛下决心进行治理。
“加快退出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和资源环境要求的产业，继续淘汰高耗能企业、一般加工业企业和服装、建材、小商品等批发市场。”北京市市长王安顺在会议上同样表示，“对一些服装市场、小商品市场、建材市场等聚集人口过多的业态，要加大从中心区调整退出力度。”
他们管理的北京，占地仅1.6万平方公里，却常年生存着2000万人口，其中四成来自外地。过去10年，这块土地上每天增加1300位外来人口，占北京新增人口的四分之三。按照规划，2020年北京的常住人口应控制在1800万人。
这些数字足以令北京的官员头疼，也令李思和她的同行们不得不重新规划人生。
李思当时接到了大红门要外迁的通知，用两年时间，将在2015年年底全部搬完。她必须作出选择——如果留在北京，从未干过其他职业，年近40岁时需要重新谋一份工作；如果到廊坊继续卖服装，就得与丈夫儿子分居。
她最终决定把大红门的店交给姐姐打理，自己到廊坊。
李思算了一笔账，每天往返两地的过路费和油钱合计约100元，每天早上需要5点多起床赶到廊坊，晚上10点多才能回到北京，这节奏会让人“崩溃”。她索性每月花400元在廊坊租了间30平方米的小房子。
但不方便是明摆着的。儿子在北京上学、老公在北京上班。李思说自己“心都在那边，不踏实”。
王雅静也是外迁大军中的一员，作为纯粹的打工者，她更加身不由己。“老板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这位小个子河南女孩看上去20岁出头，家人都在北京打工，已经买好回乡过年的火车票，但没给她买。
“我不知道这边什么时候关门。”王雅静一个人被安排到廊坊看店。老板在此地为她租了房子，里面主要就放了一张床。
“这边什么都不方便。”王雅静在北京时，最多一天能打3份工，早晨4点半一班，中午一班，下午一班。满负荷的工作换来月薪5000元，然后至少用500元支付房租。
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的10多万从业人员，大部分是王雅静这样的外地人，他们一般住在地下室、厂房、仓库等廉价的地方。其中不少是北京市正痛下决心整治的群租房。
2014年，王安顺在北京市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透露，经过各方努力，中心城区西城区疏散迁出8万户、20多万居民，却迎来了30多万流动人口的大量涌入，抵消了老城区疏解人口的效果。
有住在服装批发市场临近小区的北京市人大代表，曾指责自己小区有一半被批发市场里的商贩租住，人货混居，“他们经常在夜里上货，带来了消防、治安的隐患，而且扰民。这个小区与一墙之隔的小区的二手房相比，每平方米整整低了1万元”。
服装城搬到廊坊后，衣服的定价也比北京低了近30元。“老板说要低价打开销路。”王雅静说，她现在月薪3500元。
开业第三天上午10点半，服装城里的人并不多。如果在北京，这应该是最繁忙的时刻，老板娘涂着鲜红指甲的手指把计算器摁得“啪啪”响。他们忙着迎来送往、应对客人、招徕生意，甚至没有时间与记者过多交谈。
那些熟悉又忙碌的生活，对李思等人来说已经成为回忆。廊坊服装城里当地的店员说，北京来的商家，基本都晚来早走，“一般早上10点多，他们才来，说是晚上9点多关门，但7点他们就回去了”。
2014年8月，廊坊用十几辆大巴车把他们从大红门接到服装城，几天后就是招商仪式，当天签约免3年租金。
在服装城和大红门之间，廊坊开辟了新的班车线路。为了方便商户搬家，此前还有免费的搬运队伍。
现在，随着服装城开业，装修、外卖、安装POS机的广告，一叠一叠地塞进来了。卖鸡蛋灌饼、铁板鱿鱼、冰糖葫芦和烤红薯的小摊也赶了来，开始了第一天的生意。
去与留
开业当天，服装城外循环播放了一天的《开门红》，终于在傍晚停下来。扯下的红布被随意堆在卡车上，上面粘着灰尘和脚印。小孩和两手空空的大人走出服装城，揪下花篮里的鲜花戴在头上。有人指着这两年刚刚建成的服装城说，“这以前是个村子。”
有些北京来的商家，刚选好店铺就又托付给商场转手，不来经营了。除了生意人疲于奔波两地的原因，廊坊服装城的人气也需要“养养”。
从大红门搬来的邬姐在服装城卖羊毛衫，两个女儿吃着巧克力在周围追逐嬉戏。提起两地的热闹程度，“那——”，邬姐拉长了音，“没法比。”
这个35岁的女人来北京7年了，黄色棉服的袖肘已经磨损。她从未去过故宫、长城、颐和园等任何一个和“北京”联系在一起的景点。“我不愿意去人多的地方凑热闹，我喜欢清净点儿的地方。”现实是她几乎没有休息时间，“自己的生意，谁舍得放假。” 但她的两个孩子都喜欢北京。
邬姐盼望这里的人气能逐渐“养”起来，但又舍不得把时间耗在这里，已经开始打听有没有人想租她的摊位。
眼前的景象与他们中一部分人曾经的“战场”动批是远远无法相提并论的。从最初的地摊、铁皮大棚到后来的“退路进厅”，动批经历了几次变迁，但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一直没变。那是一个营业面积30万平方米，服装批发摊位约1.3万个，物流企业20余家，从业人员超过3万人，年营业额达到200多亿元，日均客流量超过10万人次的超级市场。
“动批在商业业态上是个了不起的产物，其商品分类的细化程度在发达国家前所未见。支撑起动批辉煌的力量，就是它背后规模惊人的需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张帆教授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但搬迁的政策也非拍脑袋决定，早在2013年年底，外迁服装批发市场的调研工作已经展开。北京西城区区委书记王宁曾在西城区“两会”上算了一笔账，动批每年给西城经济带来效益约6000万元，但政府支付的交通、环境等管理费用超过1亿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治理城市病’，政府应当思考如何在现有条件下优化和改善管理，用具有未来眼光的规划取代过去短视、欠缺科学考虑的规划，这体现的是治理思路的转变。”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经济系主任林江说。
当初得知大红门要外迁时，李思心里没底。“要真拆了，我们去哪儿呢？”她曾一次次问自己。直到廊坊伸出橄榄枝，心急的她抢先租下了个铺子，才觉得踏实。“当时想着有便宜谁不占啊，我们签完第二天就只免两年租金了。”她说。他们这群女人，多是早年进京，一直做服装生意，没什么一技之长，来廊坊也是为将来探路。
一没生意，李思就烦躁不安，“真像北京那样哗哗地赚钱也行，在这儿真是耗不起”。她希望这里的人气能够慢慢“养一养”。
一位社会心理专业的人士则这样跟中国青年报记者解释，“很多外来人口，在北京已生活多年，不管活得怎样，他们已经深深嵌入北京的系统里，如果他们像植物一样被生生地拔出去，下面一定带着根茎和血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