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目前,全国共开设了32个婴儿安全岛,接收了千余名弃婴。然而在试点工作开展的一年多里,各地的婴儿安全岛都是举步维艰,2014年3月,广州在开放婴儿安全岛50天、接收了262个孩子之后,成为第一个宣布暂停试点的城市。目前多地婴儿安全岛要么直接向社会宣布关闭;要么在接受采访时直言,虽未明确宣布关闭,但是现在也不愿再做宣传和接收新的弃婴。(《北京青年报》1月14日)
婴儿安全岛在国外风生水起,在国内也一度热闹,为何如今“水土不服”?各试点城市摆出的理由是“不堪重负”,提供这项公共服务遇到的困难超出预期。确实,决策之初,相关部门根本没有预料到弃婴会如此之多,婴儿的状况也远比想像中糟糕。大量弃婴的出现,既给财政预算带来了压力,也给后续管理带来了挑战。要给那些患病、畸形的孩子找到一个归宿,不仅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更需要各部门的整体联动。如果提供各项服务的公共部门“九龙治水”,具体执行的儿童福利院等公益机构确实难以为继。
开设婴儿安全岛的目的,就是在个体无力、不愿履行抚养责任后,让公共责任实现顺利的承接,从而让弃婴有一个安全归宿,避免他们陷入生存危机。婴儿安全岛关闭之后,被遗弃的孩子就不得不直面残酷的现实环境——近段时间来,媒体先后报道了几起大学女生抛弃和杀死孩子的案例,就是在当事母亲既缺乏责任感,又没有能力抚养孩子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有类似婴儿安全岛的设施为之兜底,也许当事人就不会做出“杀死孩子”这样的极端举动。
就国外的经验来看,婴儿安全岛只是一个暂时接收之处。而国内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单兵突进的婴儿安全岛承担了过重的负担,并缺乏长期坚持下去的动力。婴儿安全岛的“临阵退缩”,与一系列公共政策缺位相关。比如,一些专家认为,如果落实目前的出生缺陷和残疾干预措施,将有可能将现有的出生缺陷和残疾减少半数以上。一旦病残儿数量在绝对数量上减少了,弃婴岛的重负就会减轻。而在后续处理上,做好社会救济和保障工作,让具有弃婴冲动的家庭得到社会的关爱和公共政策的救济,孩子才会免遭被抛弃的厄运。况且,在生命问题上不能只算经济账,做好社会托底和公共保障,是公共服务者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