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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研究员张学良在首届“天津论坛”上公布了自己的一个发现：长三角25个地级市中，有16个城市提出要建“金融中心”。“各个行政单元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作出的‘理性选择’的整体结果，却表现为区域发展的无序和恶性近域竞争”。
1月16日～17日，南开大学与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创办的天津论坛首次亮相，选择的主题为“城市发展与治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的协同发展备受与会者关注。张学良在论坛上介绍了他和同事们8年来关于长三角城市群的研究工作。
他介绍，作为国内最大城市群，长三角地区经济总量“富可敌国”，排在全球十一二位，与印度、俄罗斯相当。各个城市有意立足本地的优势与实际来谋划发展之路，同时提出跟上海对接，这是较好的方面。不足之处在于，在规划协同方面，各个城市都提出了一些重复的目标。比如，16个城市要建“金融中心”，单个城市这样提并无不妥，但放在整体城市群规划中就成了问题。他们还发现，狭义所指的长三角16个城市里，以汽车作为重点发展产业的有11个，通信产业的有12个，石化产业的有9个。在食品饮料、纺织、印刷、塑料、办工机械设备等领域，江浙沪三地产业同构率在80%以上。
张学良说，他们研究了长三角25个地级市2000年以来所有的规划数据，发现这些城市在做“十二五”规划时，指标并没有跟“十一五”规划衔接，甚至在前一个五年规划提出的目标值没有实现的情况下，仍然提出了更高的指标。
他还指出，长三角的产业门类齐全、集群化发展水平极高，但即便如此，仍存在分工不够充分、产业结构同构现象等问题，区域的市场分割仍然严重，“市场一体化指数”很低。为了研究城市边界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他们计算了长三角一体化指数，发现因为行政边界的存在，长三角两个城市间的“经济距离”拉长了大约200公里。
张学良认为，地方本位主义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同质竞争，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的缺陷。我国并没有《区域规划法》，国家发改委出台的规划只是指导意见，不具有法律效力，执行中遇到很大困难。他建议，在国家层面上加强区域立法，形成统一的区域政策体系，完善区域的组织结构。
长三角地区在协同中存在的问题不是最突出的，根据张学良等所做的国内24个城市群协同发展研究，长三角超过珠三角、京津冀，排在首位。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张紧跟认为，中国城市群发展没有产生期待中的效果，是治理机制出了问题。我国三大城市群现有的是一种以政府主导为核心的城市群协作机制，其中长三角的制度安排最为完整，但这种机制并没有解决重复建设、产业同构、恶性竞争、跨界污染治理难等问题。
“政治绩效竞争阻滞城市群发展，部分地追求城市辖区范围内自身的发展，所以很容易忽视整体的发展，‘1+1>2’的效果出不来。”张紧跟指出，目前这种治理是“强政府”主导的模式，应该推进法治建设，健全市场机制，建立利益共享机制，改革政府绩效考核机制。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安虎森指出，任何城市都有自己的“阴影区”，主要表现为对产业和劳动力的竞争。如果某一经济系统的分工水平足够高，则该经济系统中的城市结构是多中心的结构。分工水平越高，经济发展水平也越高。提高相邻城市的分工程度，形成合理的城市分工合作体，可以避免恶性竞争。
南开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教授郝寿义则表示，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在动用政府调节机制方面投入了很大力量。政府调节机制中，需要注意的是不能重行政调节、轻法律调节。欧盟各国在协调区域发展时，主要依靠的是法律手段。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府调节应该逐步过渡到以法律调节为主。
“中国区域竞争已经由单一城际竞争转变为以城际竞合为基础、各都市圈之间的群体竞争。”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说，在公平开放、规范有序基础上实现利益共享，在竞合的过程中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区域命运共同体，对这些区域来说非常重要。
本报记者 张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