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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专家认为，政府应当对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进行扶持。可以出台政策，搭建相应平台，例如，与司法局或者其他机构形成比较好的互动，为大学生提供案件来源，使大学生接触当事人，让大学生帮助他们。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援助中心主任于建新到现在都忘不了，去年9月，法律援助中心纳新时，那火爆的场景。“200多号人呢！看到这么多人来考试，心里感觉特别爽！”
为了保证法律援助的质量，去年纳新时，法律援助中心首次设立了笔试门槛，这在社团林立的中国人民大学也是不多见的。赶上法学院缩招，又有笔试这道坎挡着，社团曾一度担心招不到人。“谁会为了参加个社团那么费劲？”然而，看到考场里黑压压地坐了一片，于建新心里乐开了花。“这说明，我们做的事已经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加入我们了！”
1月20日，本报刊发报道《那些从事法律援助的年轻人》，引起社会关注。事实上，在全国，还有不少像于建新一样的大学生，正从事着法律援助的工作。但随着这支队伍的不断壮大，一系列现实的问题也摆在眼前。如何让这支队伍为“依法治国”发挥更大作用，值得思考。
“以我所学，服务社会”，大学生法律援助发挥作用
“大学生做法律援助，太有意义了！”魏巍是华东政法大学大学生社会法律援助中心的指导老师，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一来，这对大学生的专业学习和社会实践有很大帮助，二来，同那些在法律上遇到困难的人多相处，也有助于大学生人格的培养，帮助他们提高专业素养。
1997年，华东政法大学大学生社会法律援助中心正式成立。魏巍说，从那时起，“以我所学，服务社会”，就成为学校法律援助中心的宗旨。
郝璐是2013年加入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的，这名华东政法大学民商法专业大三的学生告诉记者，参加法律援助，改变了她对法律学习的看法。
“以前，学习法律主要是通过考试，但在接触了当事人之后，会不自觉地就去深入学习。”郝璐笑着说，之所以会这样，是怕被当事人“问倒了”。
“在向当事人提供咨询的时候，压力特别大，总在想，自己是不是讲对了？会不会讲错什么？”郝璐说，这让自己在学习中更注重细节。
郝璐在被法律援助改变着，而她也在改变着很多人。
“大学生法律援助的第一个作用，是普法宣传。”魏巍说，在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从事法律援助的大学生，可以发挥普法宣传的先锋作用。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赵天红则认为，大学生从事法律援助，实现的是“双赢”的效果。
“法律与社会密切相关，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不是坐在屋子里学的，必须要接触实际的案件，才能把法律学活、学明白。”赵天红说，因此，参与法律援助，可以让学生在法律方面更早地接触社会。
同时，她还表示，当事人也能从中获得一些切实的法律帮助。“有不少人需要法律帮助，但他们在资金方面有困难，请不起社会上的职业律师。大学生法律援助提供免费服务，就正好能解决这个问题。”
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和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签署合作协议。据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10年来，获得帮助的人次已近4万。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负责人李梅也认为，大学生从事法律援助，既有助于保持司法中立，又救助了弱势群体，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
经验有限、经费不足，发展深受困扰
尽管大学生法律援助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但不少受访专家也表示，目前的发展，也存在一些困局。
“有热情的人没有能力，有能力的人没有热情，这是个问题。”外交学院国际法系副教授李红勃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认为，“优质人力”的欠缺，是限制大学生法律援助发展的瓶颈之一。
“在我国，从事大学生法律援助的，主要是大一、大二的学生，他们热心于参加公益活动、社会活动。但因为接受专业训练的时间还比较短，能力有限，所以，最多能参与社区的法律咨询宣传。”李红勃说，大三、大四的学生素质要好些，可又要忙着司法考试、出国、考研，没有时间参与法律援助。
赵天红则认为，社会经验不足，是制约大学生法律援助效果的重要因素。
“大学生接触的一些法律咨询案件，有相当一部分是长期以来的上访户。有的人几年或十几年，往返于各种法律机构和信访部门，最后才到援助机构来。许多问题，学生是不好解决的。”赵天红说，一些上访户多年来也积累了一些法律知识，遇到这种情况，大学生能够提供的帮助十分有限。
“法律毕竟是与社会密切相关的一个学科，法和社会是不可分的。社会经验是从事法律工作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社会经验少，可能会在处理案件时带来一些麻烦。”赵天红说。
于建新所在的法援中心，也会遭到一些尴尬。比如，代理案件时会碰到一些门槛。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最新规定，担任公民代理人，需要取得当事人所在村委会或者居委会的授权。”于建新说，来找他们帮助代理的当事人，大部分都是从外地来打工的，要取得授权，只能回老家去。
“这样的话，做代理就要麻烦很多。”于建新说，事实上，有的当事人常年在外，家里一个熟人都没有，要开证明，就得专门回趟老家，很多人嫌麻烦，也就放弃了。
“严格要求代理资质无可厚非。”于建新说，以前，律师代理方面出过乱子，假冒律师、不符合资质的人都进行代理，一些当事人的权益不但没有得到保护，反而受到侵害。“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也增加了不小的麻烦。”
在大学生代理案件的身份困境上，李红勃认为，归根结底还是相关的制度不够健全。“大学生法律援助早年发展并不成熟，近年才逐渐发展起来，力量不够大，因此，官方很难通过法律将其纳入制度之内去运作。”李红勃说。
但赵天红认为，有的学生确实不一定具备担任诉讼代理人的能力。“比如刑事案件，在诉讼程序上，比较复杂和严谨，当事人往往还处于被羁押的状态。如果不是一个经过严格训练的职业律师，去调查取证、会见当事人，容易造成诉讼混乱的状态。”
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制约因素，是钱。魏巍坦言，学校的法援中心虽然能够得到足够的资金保障，但总体而言，还是比较微薄。
“外出约见当事人，或者到校外开展普法活动，往返车费都是我们自己掏腰包的。”于建新说，去年年底，北京地铁公交涨价，这对于没有收入的学生而言，增加了一笔不小的开支。此外，内部培训活动、打印费等，也都没有保障。
“我们想对外扩展，发展得更加规范一些，做一些法律援助方面的研究，但是也缺乏启动资金。”于建新说。
让大学生法律援助发挥更大作用
那么，如何破解前述困局，让大学生法律援助发挥更大作用呢？
针对“优质人力”欠缺的问题，赵天红认为，应根据不同的工作内容，合理利用人力。“在法律咨询方面，可以由已经完成了基本专业课程学习的大一、大二学生承担。在参与诉讼方面，则可以挑选专业素质比较高、综合素养比较好的高年级学生来完成。”赵天红说。
李红勃则提出，可以把法律硕士生作为大学生法律援助的主力。“法律硕士生在年龄、经验、知识积累方面都适合去做法律援助，相比法学硕士生，法律硕士生更偏重实践。”李红勃说，实践是学好法律的一个环节。在法律硕士的培养中，教育部原本就要求开设一部分的实践教学，他认为，可以把法律援助作为法律硕士主要的实践教学。
“大学生也应该主动加强自己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通过各种手段提高自己，这样才能为接受法律援助的当事人提供更好的帮助。”赵天红说。
谈到大学生代理案件遇到的瓶颈，魏巍认为，政府应当对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进行扶持。“可以出台政策，搭建相应平台，例如，与司法局或者其他机构形成比较好的互动，为大学生提供案件来源，使大学生接触当事人，让大学生帮助他们。”魏巍说。
李红勃也建议，相关部门可以设定一系列评估标准，把满足标准的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作为当地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站，将其纳入官方体制去发挥作用。
而对于经费欠缺的问题，赵天红认为，最有可能实现的途径，是接受社会捐助。“法律援助本身是服务于社会，不管是大学生群体还是其他的社会法律援助机构，接受社会的捐助，更容易实现些。”
赵天红说，应该形成一个长效的资金保障机制，给予一些日常基本的经费保障，使大学生们能够顺利地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大学生法律援助具有重要意义，应该让它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实习生 单鹏 彭文 本报记者 李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