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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1月25日 星期日
中青在线

代表委员为北京“城市病”开药方

有政协委员提出对小汽车实行行驶里程额度管理

本报记者 马北北 李新玲 《 中国青年报 》( 2015年01月25日   02 版)

    “城市病”成为今年北京市“两会”上的一个热词。对于北京市市长王安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要综合施策,坚决打好治理‘城市病’的攻坚战”,代表委员讨论热烈,在人口控制疏解、环境污染治理、交通治理等方面提出了若干建议。

    “形成‘城市病’的原因在哪里?解决‘城市病’的根本是什么?”在朝阳区代表团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提出了这个问题。

    杜德印认为:“要认清找准制约首都发展的关键问题,‘城市病’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等都要求北京‘痛下决心、瘦身健体’,舍弃不符合北京战略定位的功能。”

    在调研了巴黎、东京等特大城市后,民建北京市委提交了一份大会书面发言材料。材料指出,长期以来,北京“摊大饼式”的城市空间发展模式是以生产空间发展为导向,而未将居民作为需求主体进行城市空间布局与建设,主要的弊病就是城市中心区功能过度集中,各功能空间等级体系混乱,导致了一系列“大城市病”。

    民建北京市委提出了“3+1”北京城市空间结构调整方案,即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和服务空间四个方面重构北京城市空间结构体系,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比如,生活空间是指构建“三级生活圈”:基础生活圈、通勤生活圈以及扩展生活圈,构成城市生活空间体系,各个圈叠加,不同区位会有不同的理想生活模式。这要对不同区位的城市空间进行设计。

    推行“电子车牌”精细化限行,是政协委员朱良提出的建议。

    “交通拥堵并不是全天全城都在堵,而是在部分路段的高峰期拥堵。因此理想目标应该是,只针对拥堵时段的拥堵路段采取限行措施,而对空闲时段和空闲路段没必要限行。”朱良认为,过去由于技术手段跟不上,无法追求理想目标,只能采取五环路内白天尾号限行的办法。随着新科技手段成熟,现在已经可以抛弃这种粗放式笨办法,直接采用精细化限行措施。

    机动车电子车牌或类似的智能标签,可以对机动车实时定位,识别出每辆车的行驶轨迹,从而可以针对每辆车进行精细化管理。通过行驶里程、发动机排量、尾气排放标准,能计算出这辆车的尾气排污总量。控制全市机动车的排污总量,可以有效减少大气污染。

    “治理‘城市病’要依托科技使政策更人性化。”朱良的具体建议是,把机动车排污总量额度合理地分配给每一辆车,即每个月给每辆车一定的行驶里程额度。有了里程额度,车主可以自由选择在何时何地使用,而不必由政府强迫车主在哪天不开车。在额度之内可以免费排污,超出额度相当于向大气多排放污染物,就应缴纳排污费,在重污染天应从严限制排放。

    此外,根据全市拥堵规律,交管部门提前预报出每条路段每小时的“拥堵调节系数”,驾驶员根据自己的需要和额度情况自主选择路线,自我约束“添堵”。

    积极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北京市2015年的工作目标之一,很多代表委员认为这也是缓解北京“城市病”的一剂良方。

    政协委员王绯玲认为人口过快增长、城市规划存在欠缺是北京“城市病”的主要因素,而体制机制掣肘是最根本病因。“北京没有独立的首都财政,要解决这么大规模人口的城市运行和发展问题,就要发展经济、发展产业,不可避免地带来人口集聚。而人口集聚必然会使城市基础设施需求增加、公共服务需求增加、能源消耗加大,同时带来生态环境的压力。”王绯玲对此进行了分析,北京为了维持城市运行和环境治理,需要更多的财力,需要发展更大规模的产业,这又会带来新的、更多的人口集聚,产生恶性循环。

    除了疏解产业、重心外移、加快公共交通建设,王绯玲还提出“要跳出北京,大尺度谋划”:“化解自身出现的‘大城市病’问题,单靠北京市一己之力难以完成,必须着眼于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谋求跨区域的紧密合作。”

    民盟北京市委则提出了促进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建议。建议制定科学长远的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建立京津冀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共享机制,成立京津冀名校联盟,打造区域高等教育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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