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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1月26日 星期一
中青在线

人才匮乏、场地不足,但他们对申奥带来的变化充满希望——

中国冰雪人在孤独中守望奥运

本报记者 梁璇 《 中国青年报 》( 2015年01月26日   08 版)

    2006年8月2日9时7分,孟庆余“30年没耽误过一场训练”的纪录终结了,因为,这堂课他没有来。

    他留下一个手机,深灰色的诺基亚,接听键上的标记有些模糊,屏幕上一道长长的裂纹清楚可见。55岁的他是国家高级教练、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体工队队长,即将和老伴儿结束20多年的分居生活,但为了赶一堂冰上训练课,在车轮急刹的瞬间,发生了悲剧。

    深灰色的诺基亚成了这位七台河短道速滑奠基人的遗物,与之并排放在七台河短道速滑博物馆展示柜里的还有,一个秒表、一个磨刀工具、几个修刀工具、卷了边儿的日记本,日记中黄色纸张上蓝色的字迹十分清晰,“服20套、石30块,马庆中”。

    “原来遇到训练经费有缺口、贫困队员生活费接不上,孟教练就会掏出自己的工资垫一垫。”孟庆余日记中的“马庆中(忠)”曾是他的学生及助理教练,如今接过教鞭,担任七台河市短道速滑队教练。

    从孟庆余时期起,为了和其他地市切磋,教练往往要带着四五十个孩子在相距400公里的哈尔滨训练近10个月。现在,马庆忠正陪伴他们度过“七点十分去学校开始文化课,晚上六点半开始5个小时的陆地与冰上训练”这样永远数不完的日子。与孟庆余不同,马庆忠是一个擅于表达的人,这样才把王濛、范可新等出类拔萃的苗子“忽悠”上了冰场。

    七台河可谓短道速滑之乡,“七台河累计向省和国家输送了优秀运动员260人,他们在国内外大型赛事中,共获得世界级金牌130枚,15次打破世界纪录。”七台河市体育局局长陈岩走进办公大楼,立柱上是张杰、杨扬、王濛、王伟和范可新等9名从七台河走出去的世界冠军的巨幅照片。

    1987年,杨扬用稚嫩的字体写下作文《怎样对待苦与累》,“我想,如果我也站在领奖台上,胸前挂着用苦和累换来的金牌,那时我就会有一种自豪感。”在作文的右下角,教练董延海写下“希望你能努力奋斗,去实现理想。”而多年后,杨扬成为中国取得世界冠军最多的运动员,董延海则在把杨扬送进省队之后远赴日本读书。

    虽然选择学习商业管理,但董延海也常常到日本的冰场免费客串教练,当地对体育兴趣和业余性的强调,让他感触很深。在北京和张家口联合申办冬奥会的背景下,选择回国的董延海成为七台河北岸小学的速滑教练,“给学生制定训练计划,培养体育老师的速滑和选材能力,建立短道速滑特色学校”是他主张“在普及中寻找苗子”的关键,“有资质的学生能去哈尔滨由马庆忠老师带领的队伍。主要是能培养一群体育老师,让具备教练基本能力的人多起来。毕竟,伯乐常有,千里马才能更常有。”

    建立于1993年的哈尔滨冰球馆,见证过1996年第三届亚洲冬季运动会的辉煌,但20年过去后,白色的墙体已经泛黄。栾波,作为最早代表中国征战世界大赛的双人滑运动员,正带领国家青年队在这个老牌冰场中“抢场地”,“这里至少承接花滑四项和短道的训练,一天8场冰,每天还有固定时段要对社会开放。”栾波抢中了3场。

    但对于栾波来说,即便抢到场地,有人滑才是关键,“如果现在有国际大赛,要派双人滑的青年队出去,根本没人。而国家队也只有4对可用了。”栾波清楚,技术难度和危险性“双高”让以独生子女为主的现代运动员,对这个成绩耀眼的项目敬而远之,“尤其缺女孩儿。”

    栾波是经历过艰苦的。上世纪80年代初,冰球馆还没有影踪,花滑运动员只能在露天的大体育场训练,“零下20摄氏度,从中午滑到天黑。”而与训练同样“在黑暗中摸索”的,还有参加国际大赛的经验。

    1980年,多特蒙德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栾波的搭档、现任花样滑冰国家队总教练的姚滨正式站到国际赛场上。虽然,这对搭档此后多次征战世界大赛,都未能取得亮眼成绩,但二人转身成为教练后,中国双人滑最好的时候便出现了。

    “还好,我们在申办冬奥会。”训练结束,十几个孩子牵着手过来向栾波鞠躬,这是为了2022年奥运会而由国家层面专门组建的队伍,尽管,“加起来不到10对。”但栾波对这些刚牵手两个月的孩子十分珍惜,她常叮嘱男孩儿“搭档得降体重,你们常给她们买些解馋不胖的食品关心一下”,毕竟,“留住几个孩子不容易”。

    本报北京1月25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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