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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志成是谁？
在现实中，他是生活在北京通州宋庄镇白庙村的一个老头。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户籍系统中，这个老头并不存在。
他是妻子的丈夫，儿女的父亲，几亩桃树和两条土狗的主人，但他掏不出那张人人都有的塑料卡片，在法律上证明自己是谁。
43年前，武志成失去了他的身份。此后他花了30年时间，想把“自己”找回来。30年间，户籍管理从手写入册改为全面信息化，全国人口普查进行了3次，北京通县改为通州区，高速公路修到家门口。
他不能打工，不便外出，没有保险，无法就医，如果他忽然去世，死亡证明都将无法开具。
“我失去了所有的公民权利，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武志成说。他坐在自家位于田地边上的平房里，翻弄着一堆来自不同单位、部门的纸片儿。
几十年来他“寻找自己”的结果就是这堆纸。有的年久泛黄，有的是簇新的A4打印纸。有的上面手写着“证明”，有的盖着大红章。而共同点是，它们都没用。
武志成随手抽出一页，捧到离眼睛只有几厘米的位置端详，因为糖尿病并发症越来越严重，他左眼视网膜脱落，右眼也快看不见了。
1971年，18岁的农村小伙武志成被北京市装配公司选中，成了一名工人。
在当时，这是一件光荣的事。“附近村子2000多个小伙子，只挑20个。”他的同乡、妻子左丽平回忆道。
一年后，武志成转为正式职工，他的户口也从北京通县宋庄镇白庙村迁往单位集体户口所在的北京团结湖，手续由公司办理。
灰土工武志成抡着铲子，参与到这座城市的建设中。起初，他给大楼打地基，后来还学会了看图纸，“建筑施工这一套全吃透了”。
这个年轻的建筑工人一边挥汗，一边对未来充满希望，他一点儿也不知道，那时的自己其实已经“不存在了”。
1984年，国家首次为公民颁发身份证。武志成在北京找了家照相馆，郑重地拍下黑白大头照片，和工友们一起交了上去。
很快，除了武志成，大家的证件都发下来了。他被告知，户口出现问题。
“我们那时候都开玩笑叫它（身份证）良民证，完全没意识到，它的作用和意义到底有多大。”武志成回忆道，当时，他还只为户口担心，去保卫科一查，根本没有自己这个人。
既然工资粮票都能照发，武志成便以为，这是个很容易纠正的小事儿。“忙完这一阵就给你查，你回去等个四五天，放心。”他记得科长满口许诺。
武志成一等俩月，全无音信。这句承诺则拉开了一个序幕，在往后30年中，他多次听到“放心”二字，而他的“身份问题”始终是一个皮球，在超过10个部门和机构间来回踢传倒脚。
1985年以前，办理北京公车月票还能用“介绍信”。但很快便要“拿本人身份证来”。
他开始骑自行车去上班，早上5点出门，每天来回80公里，坚持了一年。
离开单位前，他参与了北京百十来座建筑的施工工作。离开单位后，除了种地，他几乎只做了一件事，找自己。
骑车、赶公交、步行，他去单位找过三四十趟，去北京市总工会十几次，到团结湖派出所十几次，宋庄派出所七八次，通州分局四五次，朝阳分局六七次，北京市公安局人口总队至少十次。
曾有一次，武志成在单位集体户口中意外查到弟弟武志维的名字。这个小他5岁的弟弟在他参加工作时还是个13岁的孩子，且户口一直都在白庙村。
弟弟多出一个，武志成却消失了。他只能推测，是1972年那次迁移“手写姓名出现了人为差错”。
“为了一个合同工的户口，咱们都跑了两三趟江西，何况你是正式职工，放心！”他回忆，科长曾对他说。
可错还没订正，单位却取消了“保卫科”，科长也调往其他部门任职。“你的事儿现在不归我管了。”科长手一摊。跑了几十趟的结果最终也只有一张纸，证明1972～1996年期间他在这个单位工作。
1990年代初，武志成开始往北京市总工会跑。满心期待“工人之家”总会认可他这个“老工人”的身份。可做完记录一段时间，又被告知“办不了”。
去了好几次宋庄派出所户籍科之后，他曾在2012年和2014年分别得到了两份矛盾的证明。一份说查有此人，无迁出记录；另一份则称1972年之前户口已迁走。
捧着这一堆纸，武志成觉得困惑极了。他曾经特别清楚，该怎么找出自己，补上户口，最终顺顺当当地拿到身份证。可当他试完了所有相关的途径，却碰完了所有能碰的墙壁。
有人搪塞他，让他干等几个月。有人推责任，让他去别处。也有人摔门而去，让他“爱找谁找谁”。30年间，武志成看着那些坐在办公室椅子上或服务窗口后面的人换了好多茬，就是没人能帮他找回自己。
他曾花钱请过律师，法院一听“涉及户口问题”，根本不予受理。他也去过两家法律援助机构，因为“不是残疾人”，又被拒绝。他甚至还想过，要是触犯点儿什么法律，会不会立马就能“查清身份”。
他天天听广播，看法制节目，写下替人维权成功的律所名称。每年一开两会，他就等着高法的新闻，盼着改革能把自己框进去。他能讲述“群众利益无小事”和“特事特办”的内涵，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背得烂熟，巴望着一缕终照到自己头上的阳光。
“可怎么这么难呢？”每次他跑完户口的事回到家，都气得“起不来炕”，得躺上两三天。他赌气，从不看妻儿已经更新到第二代的身份证。一年前，他视力急剧恶化，现在就是想看也看不清了。
他历经3次人口普查，每一次都盼着“顺带把我普出来”，可普查完了，他还是个“黑人”。
没有身份，又丢了工作，村里说什么的人都有。最开始还是“关心”，但听完原委又难以相信。
他渴望到外面走走，屋里贴着足足两米长一米宽的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因为挂得久，颜色都褪去了。可圈出他30年来的活动范围，“也就笔尖那么点儿”。
到不过两三公里远的燕郊赶集，他怕查身份证，不敢走大桥，就绕远路穿过干枯的河床。老丈人病危，他坐长途车遇上检查，只好提前下车，“潜伏”过岗哨。
他有十几年糖尿病史，这几年没身份证，医院连号也不给挂了，就“自己给自己看”。村里的宅基地还登记着他的名字，可他没法证明自己就是自己。
家里面讨论事情，妻儿逗他，“你连身份证都没有，别发表意见了”。他享受不了养老和医疗保险，也没有存折银行卡。“幸亏钱不多！”妻子开着玩笑说，“要不都在我名下，他多危险啊。”
事实上，她的确是这个家和户口本上名副其实的“户主”。里里外外，需要出头露面的事儿，都是她一个人。这个家赶上最好的年景，全年不到两万元收入。这几年，附近的商品房噌噌地冒出来，她家离通燕高速不到一公里，却还没有厕所。
他从前在北京干活，最喜欢的消遣就是数轿车。卡特访华那年，他一下子数了130多辆，“激动得不得了”。可现在，“站在街边数汽车得累死”。曾经，70多米高的“电报大楼”是他见过最高的楼，可现在，“不说是侏儒也是小个子了”。
一切都在往前走，可武志成连同他的生活一起被忽略了。
同时消失的还有他“工人”的身份和他的“工龄”。在他精心保存的工作证上，印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照片上是一张青春而饱满的脸，头发浓密挺直。他一铲一铲干过活的酒仙桥、团结湖、工体、亚运村等地后来都成了大都市的繁华之处，经过30年，不少建筑还依旧存在，但它们也无法证明武志成的存在。
直到他门牙脱落，有了白发，失去视力。
这个62岁的男人喜欢吃妻子做的馅饼，曾练过几笔大字。尽管和大多数村民多年不相往来，但提起他，人们还有“老实”、“不惹事”的记忆。
然而，这些活生生的细节和那堆纸片一样，没用。
“祸及子孙。”武志成重重地叹了口气，试图端起杯子。他看不清，水洒出来，溅到那堆纸片上。妻子急扑过去，用力擦拭着。
新世纪初夫妻二人从村里搬出来，靠着田地边的香椿树，搭了个砖头窝棚住下。儿子武悦鹏正上初中，一个人住在村中的老房子里。
武悦鹏和他姐姐都是法律意义上的单亲家庭子女，无论在填什么文书时，父亲那一栏，都得空着，避免麻烦。
2013年开始，武志成的身体越来越差，治病，也成了“身份证”最紧急的用处。儿子武悦鹏决定，先辞职，集中精力，找到父亲的身份。
他以为能速战速决，结果又耗了一年。女朋友家因为此事反对他们来往，两个年轻人最终分手。
“每次都是看到一点光，迎着走过去，发现走不通。”武悦鹏说，父亲的身份问题就像一团巨大的疑云，越是深入，越是让人迷茫。
武悦鹏还曾通过关系找出从前弄错的那个集体户口，却发现武志维被改为武志为，出生年月相同，身份证号相近，照片却变成了一个陌生人。
父亲的身份，连同猜想的“谬误”，都彻底消失了。
眼看父亲病重。要不到答案，武悦鹏急了，只好主动联系媒体。
新闻刚出来不久，被遗忘在“历史差错”里的武志成忽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礼遇，在妻子看来，老伴儿的情绪，也有了“180度转弯”。
派出所主动打电话到家，称谓从“你”变成了“老爷子”。许久不见的亲戚，刚做完心脏搭桥，攥着报纸登门拜访，走到门前呼呼直喘。一周前，警察还破天荒地登门了，“身份证很快就能办好”。
武志成夫妇觉得这种做法不妥。被搪塞了太久，武志成非常担心，就算有了身份证，以后的工龄、退休、保险问题又没人管了。因为那个找不到的身份，他的医保早已中断，需要补交4.5万元。
“半天工夫就能弄好的事情，耽搁了我30年，要一个公开道歉不过分吧。”武志成说。他眼眶边上还留着一块淤青，是试图给妻子搭把手时撞的。即使在自己家，他也得摸索着行动。
往年冬天，武志成最期待的，就是当春天来临时，门前的满园桃花盛开。但这一年注定不同。
因为困住他30年的身份牢笼即将打开，但他的眼睛也许再也看不见桃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