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留一点人生的“诗意”

    前些日子同乡聚会，惊悉广东紫金乡村民办教师黄瑞兴逝世。我曾为他诗集作序。现重新刊布，以表纪念。

    我和这位老师并不相熟，只见过一面，与其说是他的诗歌，不如说是他的人生感动了我。我写下这些读后感，表示我对一位毕生贡献给乡村教育的普通教师的敬意。 

    去年最热的某一天，有友人来电说有一中学退休教师黄瑞兴从广东紫金来京旅游，知道我在北大任教，希望能见一面。我不认识黄瑞兴，但老乡来了，再忙也得见见。约定在北大东门碰头。我骑车过去，远远就看见熙熙攘攘的校门口，一位老者在静候恭立。天很热，穿短袖都出汗，他却蓝色正装，很斯文，又多少有点矜持。不用介绍，这就是黄老师了。我们到北大中文系五院找间屋子坐了一会儿。他话少，不会寒暄，三言两语中约莫知道他原在广东紫金县龙窝镇教中学，有40多年教龄，一多半是当代课的“民办教师”，到1990年代才“转正”，不久又退休了。言谈中不觉有些感动：这就是支撑底层基础教育的老师呀！

    我领他去了未名湖，算是到北大一游吧，他显得有些兴奋了，掏出一个老式照相机，刻意要在湖边留影。匆匆告别后，我和黄老师没有再联系，有时会想到我曾经读书的那间乡村中学，想到像黄瑞兴这样的乡村教师。

    后来黄老师托人送来一本小册子，自己印刷的，淡绿色国画风格的封面，用隶书端端正正写着 《片羽集》三字。原来是他的诗集。有400多首诗，全是旧体诗，有律诗、绝句、还有赋体，最早一首写于１９５７年，最近的是去年所作。黄老师小心翼翼托人来问这些诗是否值得拿去出版。我忙于教学，没有完整的时间读，一拖就拖了大半年，没有给他回话。黄老师也不催我，就静静地等待。这倒让我不好意思，终于抽出时间认真拜读了《片羽集》。

    说实在的，诗集说不上有多么高妙的艺术，也没有洒脱的游戏之笔，但是那样真切，自然，感人，字里行间荡漾着一种久违了的质朴之风。

    看这些文字：“余立教坛兮，四十三年；一觉春梦兮，岁月如烟；吃尽苦辣兮，尝遍酸甜；半生民办兮，辛苦熬煎。微薪糊口兮，缺油少盐；粗衣布履兮，黯淡容颜；苦我慈母兮，菽水承欢；良宵难度兮，寂寞春残。何家有女兮，嫁我颜渊；筑室栖身兮，共苦同甘；生男育女兮，负重艰难；迨至转正兮，始觉心安。既得温饱兮，慰解心烦。”当基层老师真不容易，他们地位低，负担重，谁能体会他们的苦衷？“人群冷落兮，自怜穷酸；弄三寸簧舌兮，殷殷朝暮；摩千支粉笔兮，兀兀穷年”。当然，也有自足与乐趣，对事业的执着成为他们生活的动力：“为人师表，言行不偏；爱生如子，情谊拳拳；唇焦舌烂，不改精专；甘为孺子，作牛耕田；教书苦矣，乐亦无边”。

    这些浅白有味的描述，读着读着，仿佛走进贫穷的乡村，触摸一位“民办教师”的生活，那些艰辛与寂寞。按说我也是当老师的，可是身在都市和大学，远离基层，处境可谓有霄壤之别，平时是很少会想到乡村“同业者”的艰难的。读黄老师的诗等于是一次提醒，让自己重返乡村，品味人生，品味真实中国的一面。

    黄老师的诗一写就写了５０多年，他在无休止地抒发自己的人生感谓，也辛劳地记录着半个多世纪中国的风云巨变。在诗中可以读到1957年的反右运动（“眼明静看沉浮事”），1958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挑炭君行苦”），文革期间大批判（“竟挥利剑除妖孽”），19９０年代初的“反贪官”（“骤然一阵罡风至”），以及北京“申奥”成功（“五岳擎旌燃圣火”）等等——几乎每个历史关头，都有他真切的歌唱。也许这位乡村教师声音不够雄强，他的诗歌多是写给自己看的，但真实，可让人感受各个特定时代的情绪与生活样貌。试着把《片羽集》连结起来读，可能就真有一点“诗史”的味道了。

    像黄老师这一代教员，虽然“三尺讲台磨瘦骨”，“半生苦尽稻粱谋”，毕竟又还把教师的职业看得重，“学子春风得意，纵我穷困潦倒，一笑破颜愁”。他们主要靠某种大爱与事业心支撑着。这是相当可贵的。但如今光靠精神支撑恐怕不行。都说教育重要，可是老师特别是乡村教师地位低微，报酬又稀少，年轻人都不太愿意当老师，师范大学也不乐意办“师范专业”了。看来还是要加大投入，让教师包括农村教师的职业变得令人羡慕，让老师有地位，有实惠，才有希望。这也是我读《片羽集》，品味黄老师的甘苦之后所引发的感想。

    黄老师真是“天性生成偏爱诗”，才数十年潜心磨练，裁得数百篇雅联佳句。写诗对他来说不是利益驱动，也不求什么项目职称，要的就是言志寄情，一种生命节律的调谐。写诗是他的“自留地”，也是他的生活方式。那么多年的艰难，都挺过来了，还收获了许多自豪，赢得了生命的意义，也因为诗歌输送给黄老师无尽的滋养，不断激发他生活的乐趣与动能。现代社会竞争激烈，精神空间日益缩小，焦虑感遍布，很多人陷于职业疲惫的泥淖，这时候“诗意”何在？可以不写诗，但一定努力保留一点人生的“诗意”，要有各自的精神“自留地”——这也是我读黄瑞兴的诗所得到的一点感悟吧。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科一级教授，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