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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最新设定的最后期限（1月29日日落前）来临并过去，截至北京时间1月30日下午，被“伊斯兰国”绑架的日本人质后藤健二以及约旦飞行员卡萨斯贝，仍然命运未卜。
此次日本人质危机事发于1月20日。当日，“伊斯兰国”在网络上发布一段视频称，如果在72小时内收不到2亿美元赎金，掌握在“伊斯兰国”手上的两名日本人质后藤健二和汤川遥菜将被杀死。1月24日，“伊斯兰国”宣布汤川遥菜已被杀害，并将2亿美元赎金的条件改为要求约旦政府释放在押女囚赛义达·里沙维，否则将杀害另一名日本人质后藤健二和约旦被俘飞行员马阿兹·卡萨斯贝。
“伊斯兰国”要求释放的赛义达·里沙维，2005年参与了针对约旦首都安曼三家饭店的系列自杀式爆炸袭击，共造成60多人死亡。“伊斯兰国”威胁将杀死的马阿兹·卡萨斯贝，则是一名约旦空军飞行员，2014年12月在执行对“伊斯兰国”的反恐空袭任务时在叙利亚境内坠机被“伊斯兰国”俘虏。
1月29日早上，一段据信来自日本人质后藤健二的音频出现在网络上，“伊斯兰国”借后藤健二的口发布最新警告称，如果在1月29日日落之前被约旦关押的女恐怖分子赛义达·里沙维没有被送到土耳其边境，被“伊斯兰国”俘虏的约旦空军飞行员马阿兹·卡萨斯贝将立即被杀死。（事件进程见附图）
安倍面临的最大外交考验
有评论称，此次人质危机是安倍晋三自2012年上任以来面临的最大外交考验。自上任以来，安倍首相一直谋求加强日本的防卫，并在全球安全中发挥更大作用。
此次人质危机爆发之时，安倍正在中东访问。1月17日，安倍在埃及发布演讲时表示，将在人道主义支援、基础设施建设等非军事领域向中东提供25亿美元的援助。其中2亿美元将作为无偿援助用于应对“伊斯兰国”的威胁。虽然日本政府强调援助出于人道主义目的，用于帮助受“伊斯兰国”影响的难民，但这显然还是引起了“伊斯兰国”的忌恨。“巧合”的是，危机开始时“伊斯兰国”开出的2亿赎金金额与安倍提出的援助金额正好相同。
安倍政府陷入两难。东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浩一对美国《时代周刊》说：“日本一方面需要表现出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强硬态度，另一方面又要表现出对人质的深度关切。如果他表现出软弱并无法应对压力，他可能失去支持；如果他表现出对于日本人质生命不在意，他同样也可能失去支持。”
事实上，面对人质危机，日本政府选项并不多。
如果选择向恐怖分子妥协，支付赎金或者满足恐怖分子的要求，无疑将助长恐怖分子的气焰，并“鼓励”恐怖分子制造更多的绑架事件。
日本还要面对来自国际环境的压力。据外媒报道，西班牙和法国被认为在2014年各自支付了上百万美元给“伊斯兰国”，以赎回被绑架的本国公民，虽然西班牙和法国政府都公开否认这样做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根据美国财政部的估计，从2004年到2012年，已有约1.2亿美元的赎金流入极端组织手中，仅“伊斯兰国”在2014年就获得了数千万美元的赎金。但是，日本背靠的盟友美国应对恐怖主义的立场是非常强硬的。美国白宫发言人曾在多个场合重申美国应对恐怖分子的政策——不支付赎金、不向恐怖组织妥协、不与恐怖分子谈判。美国和英国也呼吁盟友不要向恐怖分子妥协。在这种情况下，“支付赎金”的办法对日本来说显然不便采用。
而且，即使日本有意与恐怖分子对话，在中东缺少“人脉”的日本也很难自己找到谈判渠道，还得求助于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目前约旦正通过在伊拉克的宗教和部落领导人与“伊斯兰国”进行间接会谈，以求人质得到释放。
发起军事营救行动对日本而言也不是一个现实的选项。日本宪法目前尚不允许维和之外向海外出兵。单就军力来说，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驻日军联络官格兰特·纽斯安认为，“即使日本自卫队被要求执行这样的任务，他们的组织、装备、训练也没有为这样的任务准备好”。更何况军事营救行动往往是高风险的，很难保证成功。
反恐联盟内部团结或被破坏
随着谈判条件的变化，正在承受巨大压力的不只有日本政府，约旦政府也是如此。媒体报道称，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正因约旦飞行员的危险处境而面临日益增长的国内压力。
1月28日，被俘的约旦飞行员卡萨斯贝的宗族和一些民众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游行活动，指责约旦在解救卡萨斯贝一事上行动迟缓，要求约旦政府与极端组织协商以释放人质。“舆论施加的巨大压力，促使约旦政府不得不与恐怖分子展开谈判。如果政府不付出认真的努力来营救被俘的飞行员，整个约旦军队的士气将会恶化，约旦民众也将会对现政权失去信任。”《纽约时报》引述一名约旦学者的话说。
还有分析称，约旦飞行员的危险处境，强化了约旦国内反对政府加入空袭“伊斯兰国”行动的声音。2014年9月，美国主导的联军开始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ISIS）恐怖组织进行空袭，约旦是加入该行动的5个阿拉伯国家之一。
《纽约时报》称，此次人质危机恐将有损于美国主导的反恐联盟的内部团结。
日本民众对人质情绪复杂
日本人质危机爆发以来，日本国内可谓是各种复杂情绪交织缠绕。
日本主流媒体的态度，基本上是对人质心怀同情，并希望政府积极援救。日本社会亦不乏对人质表示同情的声音，要求政府积极设法营救后藤健二。1月28日，有日本民众在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祈愿后藤健二平安获释。
但也有一些评论认为，两位被劫持的日本人质是在日本政府发布了旅行警告后执意贸然涉险的。这种态度显示出典型的日本文化的印记——在强调“自律”、“不给他人添麻烦”的日本文化中，个人需要对自身的行为负责的“自我责任论”在日本深入人心。
事实上，类似人质事件日本并不是第一次遇到。2004年，3名日本人质被伊拉克武装分子劫持一周后释放，当这3名人质回到日本后，成为不受欢迎的“麻烦制造者”。此次在汤川遥菜被杀害后，他的父亲汤川正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因为自己儿子的事情给政府和社会各界增添了麻烦，他对此表示道歉。
网络舆论对于两位人质的态度，也还存在着微妙不同。据日本媒体报道，被首先杀害的汤川遥菜，似乎是因为在国内遭遇了家庭变故和事业失败打击之后，想去叙利亚“重新开始生活”，毫无军事经验的汤川2014年初开了一间军事公司，多次去中东考察市场，并与军事组织接触。因此，一些舆论认为，汤川的做法是为了个人利益而不负责任的。另一位日本人质后藤健二则是一名自由记者，他非常关注战乱地区儿童的处境等人道主义事业，而且他是为了营救曾在中东打过交道的汤川遥菜才再次冒险前往叙利亚的，出发之前后藤还录制了一段视频，声称“如果遇到意外，一切后果由自己承担”。因而，日本民间舆论对后藤表现出更多的同情。
也有媒体注意到另一种独特现象：在人质事件发生后，日本网民在社交网络上发起了参加者甚众的“ISIS恶搞P图大赛”。一些解读对此高度评价，认为这显示了日本民众对于恐怖主义的嘲讽和勇气。另一种解读则认为，拿人质事件肆意开玩笑，是冷漠的表现。对此，有熟悉日本文化的观察者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分析表示，这两种解读都失之偏颇。不论是参加“恶搞”者的数量还是“恶搞”的内容，都可看出，人质事件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并不能据此进行“倒推其出发点”的过度剖析，亦不能将此看做日本社会的主流态度。
“积极和平主义”可能招致更多质疑
1月25日，日本共同社发起的民意调查显示，有60.6％的民众对日本政府应对此次人质危机的表现感到“满意”。彭博社在一篇撰文中称，人质危机处理可能在短期对安倍内阁的支持率有提振作用。
不过，彭博社引述美国坦普尔大学日本校区亚洲研究主任杰夫·金斯顿的话说，人质事件有可能会使得日本社会对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看法发生改变。杰夫·金斯顿说：“这是日本民众第一次看到‘积极和平主义’的效果，其中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以前只在电视上看到、发生在美国或欧洲身上的事情，现在变成了日本的问题，这让日本民众深深感到不安。”
《时代周刊》也在一篇报道中指出，这场人质危机肯定会在“修宪”问题上分化日本民众。文章引述东京上智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中野浩一的话说：“他们（日本民众）的反应更有可能是，认为比起安倍的‘更主动’的方法，日本战后奉行的和平主义是使日本免受这种威胁的更好手段。”
但也有媒体分析称，日本人质危机或许也能发展成为安倍内阁推动修改战后“和平宪法”的契机，让日本未来能在一些活动中（如美国发起空袭叙利亚军事行动时）提供合理的军事支持。
据日本媒体此前报道，2015年4月中下旬，关于确定修宪手续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将提上日本议会议程。届时，围绕修宪问题，日本议会料将上演激烈争论。（日本研究微信公号“共同译文”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报北京1月30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