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历时5年,煌煌76种90册之巨的宏大的汉译世界史出版工程日前竣工。这套由商务印书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以及东方出版中心联合推出的《世界历史文库》,一经问世即引起史学界的关注。
世界问题也是中国问题
据介绍,与国内其他的同类历史书相比,《世界历史文库》的特点在于不仅收入了广受注目的国别史、全球史、当地史,更注重拓展和创新,引领对历史新角度空白点的挖掘,既涵盖了比较新颖比较热门的地理史、海洋史,又补足了在国内属于稀缺品种的若干国别史。
在研讨会上,来自史学界的与会学者表示: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之所在。
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
如今,中国国力逐渐增强,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问题既是世界问题,世界问题也是中国问题,认识、研究、解决中国的问题,也应该从世界的视野来观察,了解世界历史的必要性越发显著。同时,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
国别史在今天过时了吗
然而,今人又该怎样研究世界史?如何看待国别史?学者们的视角则各有不同。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副研究员黄艳红认为,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说,历史的认知跟现实的关系非常密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没有一劳永逸的历史雏形。他举例分析说,比如说“太平洋史”,这类著作是有一点超越我们过去传统国家议事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引起一种新的历史思维,即不要老是以国别史为主。
那么,做国别史的研究在今天是否有些过时了呢?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高毅指出,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像国别的历史,用单独民族国家的眼光研究历史的做法,几乎是越来越不合时宜。而国际史,则是跨国家、跨文化地研究历史,因为不管是哪个国家,都要有广阔的视野和全球的眼光。
高毅说,我们研究世界的历史,外国的历史,要有一个大的格局,要把中国纳入进来,做比较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国别史这样一种研究乃至它的出版、介绍是越来越不合时宜了。但他同时亦表示,尽管如此,国别史的东西,对当下的中国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学术还是比较薄弱的,所以,好的国别史著作的引进、翻译、介绍还是必要的,对学术发展有它的意义。
新的眼光与经典的生命力
由于世界史、国别史基本上都是以译著出版,那么翻译谁的版本、什么版本就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问题。
北京大学著名历史学家钱乘旦举了一个例子:有一家出版公司,做了儿童世界史读本,图文并茂,很漂亮。但是,用了3个篇幅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却没有苏德战场。“这是什么意思?现在有些西方历史学家,是有意识地在抹煞苏联红军在二战当中的作用,这是一个倾向,很多刚出现的历史书,好像完全没有苏联。我举这个例子,是说我不认为最新出来的书就一定是最好的书”。
钱乘旦表示,其实最新出版的书实不见得比以前写得好。有一些经典性的著作,它已经被格式化,大家都认为是好的,这才是真好。“刚刚拿出来的东西,也可能会提出一些这样的观点、那样的观点,你觉得似乎是很新鲜,让大家觉得以前没有读过这样的东西,现在提出来了;但我觉得它不见得比经典的东西有生命力”。
说到国别史该翻译谁的版本的话题,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于沛看来,特别是亚非拉美的国家历史,大部分是美国的成果、西方的作品。怎么能够选择出那些尽最大可能反映接近其国家历史的发展的版本,这样的过程确实很艰苦。
钱乘旦则认为,现在关于世界的历史,在相当的程度上是被(英文)化的。如果翻译的作品全部是西方人,特别是英美作者的著作,通过他们去认识世界这会不会有问题?
“打个比方,比如说俄罗斯人,他为了了解中国的历史,要翻译一本中国史,他找什么书,他找美国人写的中国史翻译过去更好,还是翻译一部中国历史学家写的中国史更好呢?我认为对俄罗斯人而言,更加能够让他们明白中国历史的,一定是中国的历史学者写的中国史。”钱乘旦如是说。
苏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