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我们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

    摘要：在微博上，主持人崔永元为2015年打工春晚寄语：“没有我们，城市会冷清，有了我们，每一座城市都变得生动。我们家在乡村，告别父母，既为自己的梦想，也为城市的繁荣。泪水吞下，汗水依然在飞。响起来，响起新工人捍卫尊严的掌声。2015，打工春晚，回望一个群体奋斗的背影。”

    “你是梦想家吗？”小区布景的舞台上，一个穿白衣的厨师问道。

    戴着大檐帽的年轻保安，坐在台阶上小声回答：“我2010年来北京，一晃几年过去，‘梦’没了，就剩‘想家’了……”

    全场爆发出一阵会心的笑声，有些观众的表情有几分沧桑，又有几分唏嘘。

    这是2月1日2015打工春晚的北京录制现场。它是目前唯一一台全国性的由基层劳动者自编、自导、自演的春节联欢晚会，致力于表现全国3亿打工者的真实生活和心声。

    这是第四届打工春晚，由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和北京工友之家联合主办。它的表演者来自台湾、深圳、东莞、苏州、沈阳、北京等地，大部分观众也都是请假赶来的打工者。

    “80后”厨师和“90后”保安的打工春晚之旅

    在小品《我要上打工春晚》里扮演厨师的，是“80后”的安徽亳州人杨华。

    实际上，他是北京市委党校后勤部的一名凉菜师傅。舞台上，他穿的厨师装就是每天的工作服，手里用来“吓退”保安的道具，也是自己工作时用的菜刀。

    小品里，厨子深夜到小区排练节目，和保安上演“猫捉老鼠”。但得知厨子要上打工春晚，保安连忙要求带上自己：“保安怎么啦？我来自农村，一个月2000块，兜比脸干净，一不坑爹，二不啃老，三不拜金！”

    演保安的河北衡水青年解胜凯，生于1993年。当保安也是“本色出演”。

    2006年来北京之前，杨华在阜阳话剧团学过表演，练过快书，跑过龙套。带着“表演梦”到北京后，杨华先是去节目现场当观众，后到相声剧团打杂，干些检票、搬桌子、递话筒的杂活儿，靠打零工为生，没有固定工资。

    在剧团，一得空，杨华就在后台偷偷学习舞台表演。在后台，杨华认识了带着“相声梦”来打工的解胜凯。“80后”和“90后”一见如故，成了表演上的搭档。

    2007年，杨华找到了厨师的工作，“吃住都在单位，解决了温饱问题”。为了配合杨华，方便练习，解胜凯就到月坛公园干起了保安。

    每天下了班，他们就在附近的小公园免费“登台”，公园的垃圾桶就是他们的桌子。

    “夏天时，常遭蚊子叮，我们一边集中注意力投入练习，一边还得赶蚊子。”遇到过路人问路，两人只好打断排练，一个一个耐心地指完路，再接着练。也常有在公园里散步的老大爷，被表演吸引驻足，不时哈哈大笑。

    在小公园排练的经历，后来被他们写进作品中，名为《不容易》。他们的十多个作品，大都是基于他们的真实生活。

    为了让表演更接近生活，“有依据，能立得住”，杨华和解胜凯在生活中苦练观察力。

    做菜的空档，杨华就在厨房的玻璃前观察吃饭的人。周末逛街时，碰到商场里发生了争执，杨华就凑过去观看冲突的过程。即便是挤地铁，他也“多留个心眼”，学习每个人说话走路的神态，碰到有趣的事情就记下来。

    聚光灯下，厨子和保安组成的“厨暴安良”组合，赢得了观众的满堂喝彩。但现实中，解胜凯由于排练节目，多次缺勤，不久前被解雇了。他的保安服是杨华找保卫处的同事借来的。

    不久前，“厨暴安良”组合刚刚上过安徽卫视的“超级笑星”节目，在复赛后遗憾出局。杨华3岁的女儿由在老家工作的妻子照料，平时无法相伴。女儿看了电视，在电话那头说：“爸爸真丑。”

    杨华现在每周上6天班。每周二下午，他会到一所中学，为相声班的孩子上一个小时课，偶尔也接一些商业演出，收入仍然不高。解胜凯失业后去了剧团，专职表演，偶尔也做婚礼主持。

    上过大大小小的舞台，杨华始终觉得，打工春晚的舞台是最特别的。

    “在这里表演，我感觉很亲切、高兴，一点束缚都没有，表演时特别放得开。别的舞台和这里相比，就像是普通朋友和亲人的区别。这里都是打工者，我自己也是个小人物，特别亲切。”

    杨华的一个同学在北京经商，颇为殷实，多次邀他经商。但这个厨师从没想过改行。“每个人追求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就是一代伙夫，一边打工一边表演，现在的生活就挺好的。”

    青年打工者之梦：穿梭于两个角色间

    即便在打工春晚的表演者中，陈汉让的“草根范儿”，仍格外突出。

    两个油漆桶、两个塑料桶、1个垃圾桶、两个钢碗和1个平底锅，是他的全部“乐器”。平底锅是其中最长寿的，陪伴了他1年多的时间。其他“家当”都是他为了打工春晚，专门从废品站淘回来的“新品”。

    他所在的“桶子鼓乐队”，原本由6名街头歌者组成，如今只剩下鼓手兼主唱的他和贝斯手黄永灵两人。

    灯光亮起，陈汉让挥起手里的小木棒，用力击打着脚边他视若珍宝的“乐器”。铁皮油漆桶被他敲出了凹痕。

    原本是贝斯手的黄永灵改弹了吉他。戴着五角星鸭舌帽，这是他的“标志性打扮”。他们闭着眼睛，大声唱《飞翔》：“在太阳升起的地方，是我梦想的起航。如果我有翅膀，我就会去飞翔……”

    同样来自广东的，还有“非典街舞团”的李鑫和覃泽保。

    除了队长李鑫生于1989年，站上打工春晚舞台的其他5人都是“90后”，来自广东东莞4家不同的工厂。来广东之前，李鑫在四川老家做了4年理发师。

    生于1995年的覃泽保是广西人。初三一毕业，就随父母在广东打工了，“年龄不够，我用哥哥的身份证混进了工厂”。

    他们白天在流水线上班，只能利用晚上，凑到一起排练街舞。这次为了上打工春晚，16个成员都向厂里请了假，最终却只有6个人请到了假，来到了北京。他们盼着主办方能开具证明：“带回去，让厂里以后支持我们参加这样的活动，方便以后请假。”

    台上台下，有的演员判若两人。

    李金铭一亮嗓，台下许多人的眼睛都亮了。舞台上，一身专业民族歌唱家打扮的她，其实是一名电器销售员。

    她给打工春晚带来的是《美丽的心灵》：“曙光透进路旁的林荫，铃声打破黎明的寂静，姑娘驾驶清洁车，晨风吹动着你的衣襟……”这是一首赞美清洁女工的老歌，朱逢博、李谷一等著名歌唱家都演绎过。

    李金铭在演唱时，被误认为是著名歌手，已经不是一两次了。但在拾起自信之前，她度过了漫长的10年。

    1987年生的她，来自河北沧州的乡村，从小就喜欢唱歌。“还在上初一时，学校唯一的音乐老师有事，就让我挑大梁，替她带三个年级的音乐课。”

    2001年，14岁的李金铭被某音乐学院录取，但她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她的爸爸是一名乡村小学老师，每个月只有300元工资，妈妈下岗，还有个小自己6岁的弟弟。家里的土房子是用芦苇和着泥吊的顶，一到下雨天就会漏水，“屋里跟种蘑菇一样”。

    女孩学音乐的梦想就此中止。2005年，李金铭一家一家地借钱，凑了300元，便独自背着行囊到北京打工。“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也为了追梦。”

    打工快10年的女青年，记不清楚换过多少个职业，搬过多少次家。“我的第一份工作是饭店服务员。我从没下过馆子，连鱼香肉丝、宫保鸡丁是什么都不知道，还被同事嘲笑过。”

    “在大钟寺卖过手机，在高碑店当过业务员，在万寿路做过电话销售……”她数的不是顺口溜，而是一段段打工者的青春经历，“为了跑业务，我曾经沿着王府井到东大桥的商店做宣传。没有交通工具，只能自己拎着两大袋印刷品，一家一家地跑。”

    当时北京地铁只有1号线、2号线，在没有公交车的深夜，这个女孩儿就默默走上1个多小时，“腿着回家”。

    3个月前，李金铭刚搬离丰台区西四环的一间平房。由于常年住在阴暗潮湿的小房间，李金铭的腰已经开始疼痛。“住过8个人一间的地下室，酒仙桥160元一个月的平房，睡过靛厂新村1米多宽的小床……最多的时候，一年搬四五次家。”

    有了一点积蓄后，李金铭帮父母重修了房子，帮助弟弟读大学，也重新捡起了唱歌梦。2013年，她自费开始学习美声和民族音乐，还报了英语课，“学费是分期付的”。

    现在，她的日子分成“6:1”。每周的6天，她在朝阳区一家电器城卖电视机，当唯一的休息日来临，她就赶往北四环外学唱歌。偶尔有朋友介绍一些演出机会，“大部分在晚上”。她换下工作服，便匆匆前往，站上某个宴会的小舞台。

    接到打工春晚的邀请时，李金铭刚刚病愈，欠下数万元债务，生活并不轻松。但这个28岁的女子仍有梦想：“唱歌让我越来越自信了，等还完钱，我要买架钢琴，学学琴。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我得时刻准备着。我想上舞台，让更多的人认识我。”

    “证明我们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

    第三次主持打工春晚的崔永元身边，还有两名笑容灿烂的女主持。她们不是名人，都曾是我国南方工厂流水线上的普通女工。

    来自安徽的王福菊，和来自甘肃的丁丽，都生于1988年。“在流水线上的状态，特别像一个零件、一台机器。”两人不约而同地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2002年，只有14岁的丁丽辍学，跟着姐姐到深圳，开始了自己的打工生涯。“流水线上80%的工人都是女工，因为女工温顺听话，做事也特别快。”

    “当时的深圳还分关内和关外，关内公园、广场等免费设施，都需要暂住证才能进入。我们没有证。有些人打工十多年了，连城里都没去过。”

    丁丽不知道，远在北京的同龄人王福菊，却是主动选择了做她的“同行”。

    2008年，当时还在念中华女子学院大二的王福菊，大胆地决定：“休学。”“因为当时比较迷茫，就想通过休学寻找人生目标。休学时，我在北京的工友之家做义工，对工人群体也有了比较深的了解，就决定以后要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让人跌破眼镜的是，她毕业后，选择了到南方工厂当一名流水线上的女工。

    “我大学学的是社保专业。要想真正了解工人的状况，就必须深入了解他们的工作环境，必须成为一名工人。”

    在做了一年产业工人之后，王福菊选择了跳出这个行业。“每个车间都会有线长督工，可工人干得越快，布置下来的生产指标就越多，工人的负担就越重。我们都是两班倒，回到宿舍也见不到其他工友，根本没有人际交流。再干下去，我真怕自己抑郁了。”

    但对丁丽而言，她却一直渴望有王福菊这样“念书的机会”。城市的“拒绝”，也让她灰心：“城市始终没有接纳我们，打工者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问题太多了，我们享受不到城里人的待遇。”

    现在，她俩都成了专职义工。

    “很多人提到打工者，就会把他们和讨薪、维权画上等号。真实的面貌被遮盖，外界看不到我们健康、积极的一面，因为我们没有话语权。”丁丽说，“我们开展了‘最牛女工’的公益活动，就是要让女工站出来说话，展示女工正面、多元化的精神面貌，我们自己有发言权！”

    为了普及《劳动法》知识，丁丽和同事们带着自己创作的歌曲，走访了很多新工业区。每到一处新地方，工人们总是争先恐后地“抢”走这些《劳动法》册子与知识传单。

    “这是义工们最有成就感的时候。”丁丽自豪地说。

    她没想到自己会当上打工春晚的主持。“我有点担心，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女工，主持方面的专业知识，了解得还真不多。但我想把女工的声音传递出去，证明我们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证明打工者也有能力干好主持！”

    王福菊觉得这个舞台“很朴实，也很温暖”。“参演的每一位演员都是以真实身份出演的，每一个节目也都反映了他们在打工过程中的真实遭遇，以及他们对未来生活的期望。”

    这一届打工春晚，将于春节期间通过网络播出。

    在微博上，主持人崔永元为这个劳动者的舞台寄语：“没有我们，城市会冷清，有了我们，每一座城市都变得生动。我们家在乡村，告别父母，既为自己的梦想，也为城市的繁荣。泪水吞下，汗水依然在飞。响起来，响起新工人捍卫尊严的掌声。2015，打工春晚，回望一个群体奋斗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