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北京，我想妈妈！”

    “娃娃啊娃娃，我们想你啊，离开村子这么久，天天都牵挂……”

    “爸爸呀妈妈，你们还好吗，你们想我吗，我等你们回家，别走了好吗……”

    2月1日，北京的2015打工春晚录制现场，这首《想念》，唱哭了不少台下的打工者（歌词改编自于建嵘作词的《想娃娃》、《想爸妈》——记者注）。

    演唱者，是打工者李向阳和打工子弟小学——同心实验学校的孩子们。舞台下，这也是他们的真实写照。

    “她还是希望能留在北京”

    台上唱歌的孩子里，最小的是6岁的女孩儿孙一，在读幼儿园大班。最大的是读五年级的李莎莎。她们的父母都来自河南。

    14岁的李莎莎站在舞台上，比旁边的孩子高出了一头多。同学提起她，都很崇拜，“莎莎踢毽子特别厉害”。

    她家中有8个孩子，她排行老五，大姐和哥哥都在“工友之家”工作。从学校到她的家，要三四个小时的车程，所以，她吃住都在“工友之家”，睡集体宿舍，吃大锅饭。

    虽然父母都在京打工，但她往往几个月才能和父母见上一面。对她来说，姐姐送的手机是最好的陪伴。

    在老师眼中，孙一像个“小百灵鸟”。她话多、机灵，有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孙一的父亲孙元也是公益组织“工友之家”的一员，负责带学校的合唱团，在打工春晚中表演相声。小孙一继承了父亲的文艺细胞，在这次打工春晚中，凡是有孩子的节目，都有她的份儿。

    别人问她：“你知道歌里唱的是什么意思吗？”小女孩一本正经地回答：“不知道。”

    但有人问她：“有想念的人吗？”她就毫不犹豫：“我想妈妈！”

    2014年9月，孙一的妈妈带着两岁的弟弟回了老家河南开封，孙一和父亲、爷爷、奶奶继续留在北京，一家人暂时面临两地分居的状况。

    “因为电子学籍政策下达，打工子弟小学缺乏办学资质，没法给孩子上电子学籍。这也就意味着，像孙一这样的孩子，在打工子弟小学念完后，没法像一般孩子那样正常升入初中，完成义务制教育。”孙元说。

    于是，政策出台后，这学期，同心实验学校的孩子一下子转走了200多个，这占了原有学生人数的四分之一。

    孙元说，打工子弟小学的孩子就像浮萍，随着父母跑。“即使在学期中间，突然离开的情况也有很多。因为这样，合唱团的孩子始终没法固定下来。”

    “头一天和一个孩子说，明天排练要来啊！她说好，结果第二天，人没来。我打电话过去。孩子说，他们全家已经在火车站，在回东北老家的路上了。”

    即使是在晚会正式开录的前一周，合唱团人数依然不够。孙元又从学校的舞蹈队找了一些孩子“临时加盟”。

    这个1979年生的父亲，也曾经和“00后”女儿试着说过：“你可能要回河南上学了。”但对于从小生长在北京的孙一，老家的一切是个未知，“她还是希望能留在北京”。

    被“想念”的爸爸妈妈

    “我自己听这首歌的时候，很有感触。”1986年生的李向阳说。在《想念》这首歌的演唱中，他扮演“爸爸”。表演的孩子们有时候也会说，他是“爸爸”，笑他“一下子多了几十个女儿”。

    2007年，他从甘肃白银来到北京打工。现在，他是工友之家的一名义工。

    因为和合唱团的孩子一起表演，他简直成了“孩子王”。放假了，孩子常到工友之家来玩。他和孩子们围着圈圈踢毽子，时不时和孩子们逗趣儿。孩子们没把他当大人，直接喊：“李向阳！”

    在2月1日的录制现场，他是最忙碌的人之一。

    劳动歌曲联唱中，他豪爽地唱起《打工号子》。与孩子们对唱时，他摸摸小姑娘的头。台湾打工者带来的小品《喜宴》中，他临时出场，与女主角来了一场双人舞，一个前空翻，惊艳全场。

    下了台，他刚给别的演员鼓了下掌，又被打工春晚的总导演许多提醒：“你也是场务。”李向阳又匆匆到后台去了。

    登上打工春晚前，李向阳和孩子曾去录音棚录了一遍《想念》。歌录好了，他用电脑放给大家听。孩子们在周围叽叽喳喳，李向阳却怔怔地望着电脑屏幕。

    他的儿子今年3岁，一直在老家甘肃，由他的父母照看。

    他翻着手机相册，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看他儿子的照片：一个胖嘟嘟的小娃娃站在床上，头上戴着大人的安全头盔，双手举过头顶，脸上洋溢着笑容。

    在打工春晚小品《团结就是力量》里扮演女工的毛晓燕，也经历过同样的分离。

    她来自湖南平江，原本是家乡的一名小学教师。来京打工的14年里，她的10年都在打工子弟学校里度过。“尽管工资不高，但我觉得教打工子弟很亲切、快乐，有感情。”

    毛晓燕有一儿一女，都由老家的爷爷奶奶抚养。爷爷奶奶“顾不过来”，就做主送了儿子到封闭式学校念书。

    她永远记得，当时儿子在电话那头说：“我压力很大，妈妈不在身边，老师总骂我什么都不会，爷爷奶奶也批评我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同学因为我的家庭情况，也疏远我。那是地狱一样的生活。”

    如今，毛老师的儿子已经24岁，在北京工友之家当一名司机，女儿17岁，已经就读大学。尽管时隔几年，她还记得刚见到儿子时的心痛：“两颊都凹了下去，鼻尖上的皮肤透明得都不敢碰。”

    李向阳经常给老家打电话、视频聊天，感受着孩子的牙牙学语。孩子年幼，不太会说话，总是老人和他念叨孩子的情况。

    然而2013年的一天，电话那头出现了稚嫩的童声。儿子突然很兴奋地和他说话了。对话是关于一只玩具兔子，这个父亲牢牢地记得。

    “我儿子说，玩具兔子的牙齿掉了，他好担心自己的牙齿也掉了……反复说反复说，那个电话打了十几分钟，我们第一次能说那么久的话。”说到这，李向阳露出了笑容。现在孩子上了幼儿园，能倾诉的就更多了。

    李向阳坦言，他的孩子缘好，是因为想了解“00后”的孩子喜欢什么、怎么说话，“这样我和儿子交流才不会有隔阂”。

    这个已经在北京落脚的人，也在考虑把孩子接过来，但是“还要慢慢看。”“我小时候，父母和孩子的关系都不会太近。我不希望这样，我希望能和孩子成为朋友。”

    “这里是爸爸妈妈打拼的地方，我不懂的地方”

    另一个来自打工者孩子的节目——诗歌朗诵《北京，我来了》，崔永元说：“这节目是打工春晚最好的节目。”

    “这里是让人来回搬家的地方，这里是爸爸妈妈打拼的地方，是一个我不懂的地方……”这首诗歌由青红蓝打工子弟学校的苑老师创作。

    在排练时的空档，13岁的胡泾泾和11岁的王钰森最爱玩手机。王钰森来北京读书之前，一直被寄养在河南许昌的姑姑家，父母在北京经营涂料生意。

    《北京，我来了》里，说到孩子们到北京读书的喜悦。但被问及是否喜欢北京这个城市时，两个孩子都摇了摇头。

    “我爸爸带我去过市区，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没看见有很高很高的楼。”王钰森失望地说。他很快低头玩着微信，与群里的小伙伴聊着天。

    还有一个学期就要小学毕业的胡泾泾，不知道什么是“电子学籍”，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对于“要到哪里继续读初中”，她没有任何概念，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听爸妈的”。

    胡泾泾和王钰森上台朗诵诗歌《北京，我来了》之前，3名主持人和孩子们站在一起，轻松地聊起家乡和特产。

    朗诵开始不久，丁丽就在后台哭了，直到再次上台报幕，仍旧哭得说不出话来。她说，“想起了自己3岁半的孩子”。崔永元也差点流泪。同一时刻，王福菊11个月大的孩子在现场睡着了。

    王钰森回答不上来崔永元问他的“你最喜欢这首诗的哪一句”，但他喊出来的“北京，我爱你”，获得了热烈的掌声。

    原本计划3个小时的晚会，最终录了4个半小时。晚会落幕后，王福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抱起台下早已熟睡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