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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2月03日 星期二
中青在线

打工春晚上的孩子们:

“我爱北京,我想妈妈!”

实习生 周婉娇 杨梦晨 本报记者 庄庆鸿 《 中国青年报 》( 2015年02月03日   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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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观众大都是打工者和他们的孩子。王宇/摄

    “娃娃啊娃娃,我们想你啊,离开村子这么久,天天都牵挂……”

    “爸爸呀妈妈,你们还好吗,你们想我吗,我等你们回家,别走了好吗……”

    2月1日,北京的2015打工春晚录制现场,这首《想念》,唱哭了不少台下的打工者(歌词改编自于建嵘作词的《想娃娃》、《想爸妈》——记者注)。

    演唱者,是打工者李向阳和打工子弟小学——同心实验学校的孩子们。舞台下,这也是他们的真实写照。

    “她还是希望能留在北京”

    台上唱歌的孩子里,最小的是6岁的女孩儿孙一,在读幼儿园大班。最大的是读五年级的李莎莎。她们的父母都来自河南。

    14岁的李莎莎站在舞台上,比旁边的孩子高出了一头多。同学提起她,都很崇拜,“莎莎踢毽子特别厉害”。

    她家中有8个孩子,她排行老五,大姐和哥哥都在“工友之家”工作。从学校到她的家,要三四个小时的车程,所以,她吃住都在“工友之家”,睡集体宿舍,吃大锅饭。

    虽然父母都在京打工,但她往往几个月才能和父母见上一面。对她来说,姐姐送的手机是最好的陪伴。

    在老师眼中,孙一像个“小百灵鸟”。她话多、机灵,有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孙一的父亲孙元也是公益组织“工友之家”的一员,负责带学校的合唱团,在打工春晚中表演相声。小孙一继承了父亲的文艺细胞,在这次打工春晚中,凡是有孩子的节目,都有她的份儿。

    别人问她:“你知道歌里唱的是什么意思吗?”小女孩一本正经地回答:“不知道。”

    但有人问她:“有想念的人吗?”她就毫不犹豫:“我想妈妈!”

    2014年9月,孙一的妈妈带着两岁的弟弟回了老家河南开封,孙一和父亲、爷爷、奶奶继续留在北京,一家人暂时面临两地分居的状况。

    “因为电子学籍政策下达,打工子弟小学缺乏办学资质,没法给孩子上电子学籍。这也就意味着,像孙一这样的孩子,在打工子弟小学念完后,没法像一般孩子那样正常升入初中,完成义务制教育。”孙元说。

    于是,政策出台后,这学期,同心实验学校的孩子一下子转走了200多个,这占了原有学生人数的四分之一。

    孙元说,打工子弟小学的孩子就像浮萍,随着父母跑。“即使在学期中间,突然离开的情况也有很多。因为这样,合唱团的孩子始终没法固定下来。”

    “头一天和一个孩子说,明天排练要来啊!她说好,结果第二天,人没来。我打电话过去。孩子说,他们全家已经在火车站,在回东北老家的路上了。”

    即使是在晚会正式开录的前一周,合唱团人数依然不够。孙元又从学校的舞蹈队找了一些孩子“临时加盟”。

    这个1979年生的父亲,也曾经和“00后”女儿试着说过:“你可能要回河南上学了。”但对于从小生长在北京的孙一,老家的一切是个未知,“她还是希望能留在北京”。

    被“想念”的爸爸妈妈

    “我自己听这首歌的时候,很有感触。”1986年生的李向阳说。在《想念》这首歌的演唱中,他扮演“爸爸”。表演的孩子们有时候也会说,他是“爸爸”,笑他“一下子多了几十个女儿”。

    2007年,他从甘肃白银来到北京打工。现在,他是工友之家的一名义工。

    因为和合唱团的孩子一起表演,他简直成了“孩子王”。放假了,孩子常到工友之家来玩。他和孩子们围着圈圈踢毽子,时不时和孩子们逗趣儿。孩子们没把他当大人,直接喊:“李向阳!”

    在2月1日的录制现场,他是最忙碌的人之一。

    劳动歌曲联唱中,他豪爽地唱起《打工号子》。与孩子们对唱时,他摸摸小姑娘的头。台湾打工者带来的小品《喜宴》中,他临时出场,与女主角来了一场双人舞,一个前空翻,惊艳全场。

    下了台,他刚给别的演员鼓了下掌,又被打工春晚的总导演许多提醒:“你也是场务。”李向阳又匆匆到后台去了。

    登上打工春晚前,李向阳和孩子曾去录音棚录了一遍《想念》。歌录好了,他用电脑放给大家听。孩子们在周围叽叽喳喳,李向阳却怔怔地望着电脑屏幕。

    他的儿子今年3岁,一直在老家甘肃,由他的父母照看。

    他翻着手机相册,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看他儿子的照片:一个胖嘟嘟的小娃娃站在床上,头上戴着大人的安全头盔,双手举过头顶,脸上洋溢着笑容。

    在打工春晚小品《团结就是力量》里扮演女工的毛晓燕,也经历过同样的分离。

    她来自湖南平江,原本是家乡的一名小学教师。来京打工的14年里,她的10年都在打工子弟学校里度过。“尽管工资不高,但我觉得教打工子弟很亲切、快乐,有感情。”

    毛晓燕有一儿一女,都由老家的爷爷奶奶抚养。爷爷奶奶“顾不过来”,就做主送了儿子到封闭式学校念书。

    她永远记得,当时儿子在电话那头说:“我压力很大,妈妈不在身边,老师总骂我什么都不会,爷爷奶奶也批评我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同学因为我的家庭情况,也疏远我。那是地狱一样的生活。”

    如今,毛老师的儿子已经24岁,在北京工友之家当一名司机,女儿17岁,已经就读大学。尽管时隔几年,她还记得刚见到儿子时的心痛:“两颊都凹了下去,鼻尖上的皮肤透明得都不敢碰。”

    李向阳经常给老家打电话、视频聊天,感受着孩子的牙牙学语。孩子年幼,不太会说话,总是老人和他念叨孩子的情况。

    然而2013年的一天,电话那头出现了稚嫩的童声。儿子突然很兴奋地和他说话了。对话是关于一只玩具兔子,这个父亲牢牢地记得。

    “我儿子说,玩具兔子的牙齿掉了,他好担心自己的牙齿也掉了……反复说反复说,那个电话打了十几分钟,我们第一次能说那么久的话。”说到这,李向阳露出了笑容。现在孩子上了幼儿园,能倾诉的就更多了。

    李向阳坦言,他的孩子缘好,是因为想了解“00后”的孩子喜欢什么、怎么说话,“这样我和儿子交流才不会有隔阂”。

    这个已经在北京落脚的人,也在考虑把孩子接过来,但是“还要慢慢看。”“我小时候,父母和孩子的关系都不会太近。我不希望这样,我希望能和孩子成为朋友。”

    “这里是爸爸妈妈打拼的地方,我不懂的地方”

    另一个来自打工者孩子的节目——诗歌朗诵《北京,我来了》,崔永元说:“这节目是打工春晚最好的节目。”

    “这里是让人来回搬家的地方,这里是爸爸妈妈打拼的地方,是一个我不懂的地方……”这首诗歌由青红蓝打工子弟学校的苑老师创作。

    在排练时的空档,13岁的胡泾泾和11岁的王钰森最爱玩手机。王钰森来北京读书之前,一直被寄养在河南许昌的姑姑家,父母在北京经营涂料生意。

    《北京,我来了》里,说到孩子们到北京读书的喜悦。但被问及是否喜欢北京这个城市时,两个孩子都摇了摇头。

    “我爸爸带我去过市区,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没看见有很高很高的楼。”王钰森失望地说。他很快低头玩着微信,与群里的小伙伴聊着天。

    还有一个学期就要小学毕业的胡泾泾,不知道什么是“电子学籍”,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对于“要到哪里继续读初中”,她没有任何概念,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听爸妈的”。

    胡泾泾和王钰森上台朗诵诗歌《北京,我来了》之前,3名主持人和孩子们站在一起,轻松地聊起家乡和特产。

    朗诵开始不久,丁丽就在后台哭了,直到再次上台报幕,仍旧哭得说不出话来。她说,“想起了自己3岁半的孩子”。崔永元也差点流泪。同一时刻,王福菊11个月大的孩子在现场睡着了。

    王钰森回答不上来崔永元问他的“你最喜欢这首诗的哪一句”,但他喊出来的“北京,我爱你”,获得了热烈的掌声。

    原本计划3个小时的晚会,最终录了4个半小时。晚会落幕后,王福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抱起台下早已熟睡的孩子。

“证明我们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爱北京,我想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