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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新疆克拉玛依市教育局在全市选拔了40多名中学教师，派他们去北京十一学校学习一年，这些人要率先承担推动一场教育改革的重任。但40岁的李国莲接到通知后，却坐在办公室里抹起了眼泪，不是因为激动，而是她根本就不想去。
她当时是克拉玛依市第13中学的副校长，对所处环境十分满意，后来，她成了市一中（以下简称一中）的执行校长，打开以前的资料包，发现过去的经验不但用不上，还会成为障碍。
北京十一学校的育人模式被李国莲她们带到了克拉玛依这块戈壁滩上，没有遭遇“水土不服”，确实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仅用了两年时间，一中就脱胎换骨，2014年4月26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田文在该校调研时说：“在一中看不到标语、口号及生硬的管理规定，但似乎每个角落都孕育着浓厚的教育氛围。”
作为这场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市教育局局长彭建伟喜形于色。“十一学校的到来，正在改变克拉玛依的教育生态。”这位曾饱受优秀生源流失之苦的教育局局长说，去年，一中被确定为“克拉玛依市教育系统人才培养培训基地”，而且正对新疆教育产生积极影响，包括新疆师大附中在内的很多兄弟学校，不断把老师们派到一中蹲点学习。这增加了他酝酿一个新举措的信心：发起成立北疆西部区域教育发展联盟。
不可能和十一学校一模一样
两年前，一中和中国大多数普通高中一样，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学生在应试的泥潭中挣扎，越用力陷得越深。如今，它为一名挂职的外校教师所羡慕，此人认为，一中与别的学校最大的区别在于，老师们能静下心来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他们想的就是学生和专业”。
一中变身的过程很不容易。工作才两年的陈冰云老师“累到好多次想要辞职，有时情绪低落到觉得会累死”，但她又觉得“这里很温暖，自己被学校信任，做的事情也特别有意义”。她是校团委的负责人，每天抱着一堆资料——有团委工作手册、狂欢节策划书、业余党校课程安排等——在各个教室“流窜办公”。
走在一中的教学楼里，发现这所学校已经变得和十一学校很相似，连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以及那些张贴在走廊里、电梯口的海报，也与它如出一辙。但最重要的变化，绝不仅仅是这些可以目睹的，用李国莲的话说，“以学生为中心”，这一次是真的从墙上走了下来。
这所戈壁滩上的学校，正在为学生创造越来越多的机会，包括为他们提供的113门课程以及与教师同乘一部电梯的权利。
一中先后有138名老师在十一学校学习，他们在那里看到了理想中的教育，但那种努力适合每一个孩子的教育体系，能否在自己的学校实现，大多数人是怀疑的。
打消对改革的疑虑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变成现实。
这是一场由市教育局用行政力量开启的改革，也得到了时任市长陈新发（现为克拉玛依市市委书记）的大力支持，他曾两次带队赴十一学校考察。但具体到学校转型的层面，他们明智地放弃了依靠统一的行政命令的做法，并且用事实安抚人心：这场改革不是为了淘汰谁，核心是帮助每一个人成功。它设置的岗位数量要多于实际的教职员工人数；大幅度减少管理干部的数量，70%的管理岗位由普通老师担任。
一中整体移植了北京十一学校的管理体系和课程体系，实施分层分类、选课走班、小班化教学（不超过24人）等做法，制定了一整套的改革方案，涉及人事聘任、薪酬分配、职称评定、绩效考核、学术积分等方面。他们没有照搬，而是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做了不少修改，正如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在回答一中一位老师提问时说：“十一学校的育人模式，搬到任何地方都要有变化。”
教师之间的工资级差不能像十一学校那样大，那就缩小一点；十一学校有的课程是一中老师驾驭不了的，那就不开设；数理化课程不能像十一学校那样各设计5层，能分3层也不错；而且，要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比如开设玉石鉴赏课程，提供维语、哈萨克语、藏语课程，把冬不拉、都塔尔等民族乐器加入到音乐课程。
李国莲说，十一学校让她明白了，课程是为学生服务的，要立足于他们的差异，做力所能及的努力，它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变得和十一学校一模一样。
整齐划一的课程，已经不适合学生
但新事物的出现，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恐慌和焦虑。老师们担心自己的待遇受损，担心新的课程体系无法落地，担心自己和学生们难以适应，担心这场改革折腾一阵后又偃旗息鼓。由教师们投票选出的76名教职工代表将决定改革方案能否通过。在2013年暑假召开的教职工代表大会上，学校核心层做好了方案通不过就推迟一年再试的心理准备，好在大多数人投了支持票。不过核心的薪酬分配方案，通过率不算高，只有70%左右。
在一些同事眼里，魏淑珍成了改革的牺牲者。这位毕业于北师大英语专业的44岁女教师，在2014年6月首次举行的学部主任和教师的双向聘任中落聘，告别坚守了21年的讲台，成为高二学部的教务员。
她用尽职尽责改变了别人看她的眼光。作为学部管家和联络员，她每天早上9点把请假学生的名单上传到公共群里，想方设法提升教师交流室的吸引力，督促从外地学习归来的老师写点文字与大家交流——“我可能不是一个好老师，但我可以做最好的教务员。”魏淑珍说，“这个工作虽然累，但下班后心情愉快，很少焦虑，挺适合我。”她从未像今天这样有成就感。过去，她也很负责任，但一片好心不被学生接受，常在他们的哄堂大笑中手足无措。难过和沮丧的情绪总在折磨她。
这种人事调整并未像过去那样引发突出的矛盾，原因之一在于，它不是由行政权力主导，而且能让老师们通过双向选择，更清楚地认识自己。
留在教学岗位上的人，聚在一起干了一件从未做过的事情：整合国家、地方和校本课程，变成他们自己的。他们开发课程的能力明显逊于十一学校的同行，但集体研讨、资源共享的方式可以弥补个人的力不从心，“至少能托住底”。但他们很容易犯的毛病是：习惯于从学科角度而非学生的角度出发。这种惯性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出来捣乱。
钱琼华老师属于学校的技术组，这个9人团队合作开发了机器人、网络、影视技术、园艺、服装设计、电子技术等课程，钱老师主导的是平面设计课程。此前，她教“计算机”，用国家统一的课程按部就班地讲，“学生们不想学也得学”。而平面设计课只是技术课中可供选择的一门，此时的教室成了“梦工厂”，四周摆设、张贴的都是学生自己设计的作品；课程目标不再是考试得高分，而是“培养学生的审美以及把想像的东西变成现实的能力”。在由具体的设计任务驱动的课堂里，一名学生把自己设计的艺人名片上传到网站，几天后，竟有公司向他约稿。一位在“计算机”课上坐不住的孩子，现在觉得90分钟的时间不够用。
钱琼华感叹：“整齐划一的课程，已经不适合学生了。”
要真正明白这一点并不容易。克拉玛依市南湖中学一位老师如果不是因为亲眼目睹女儿在一中的经历和变化，也不会认识到此前对孩子的了解，很多是想当然的。
在选课走班的最初半年里，她的女儿痛苦到几乎要放弃，选择了物理和化学的最高层课程，“分数糟糕到不能看”，没想到孩子竟然挺了过来，而且表现越来越棒。高二时选技术课，她以为孩子会选择动漫，因为那看起来更潮，没想到竟是园艺课，女儿认为这有利于审美。她在一中楼道里看到孩子的摄影作品，不敢相信是自己女儿拍的，“她原来没有这方面的潜质啊”。 “自由选择多么重要，能够暴露更真实的自己。”这名女教师笑着说，“孩子有那么多的能力，我竟然都没有发现，现在想之前是不是把孩子给耽误了？”
南湖中学等6所学校为了更好地发现和帮助学生，自去年7月起也先后加入到了改革中来。
集中优质生源不是办教育的方向
一中能成为一所“新学校”，还得益于它的改革并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从起步开始就整体推进，像十一学校那样建立起“保障学生中心的治理结构”和“可供学生选择的课程体系”。
这首先需要市教育局放权，把属于学校的权力还给一中，支持它真正实行校长负责制。克拉玛依市和北京十一学校对此达成了共识：校长对学校内部组织机构设置、人员（岗位、职级）聘任、教师薪酬分配、课程开发、招生等拥有自主权。以此为基础，一中才能全面实行以“扁平化”、“联邦制”、“分布式”、“制衡型”为特征的现代教育管理模式。
一中的实践还推动市教育局加快了简政放权的脚步。“以前的学校组织架构不是为了服务孩子，而是服务校长和上级的。”彭建伟局长说，“走到这一步，必须动真格，否则会前功尽弃。”
2014年2月，市教育局出台文件，砍掉了许多检查项目，把招聘、课程设置等权利交给学校。彭建伟还要求各科室，“除了上面的文件，一年不下发文件行不行，看学校能否转？”市教育局也在酝酿对自己动一次手术，将目前的18个科室压缩到10个，并转变职能，“不能学校转型而机关不转”。
一中大刀阔斧试点改革的背后，是克拉玛依市政府改变当地教育状况的迫切希望。当地教育界多年来一直为优质生源严重流失所困扰——中考成绩前200名的孩子大都去了乌鲁木齐。克拉玛依已经连续8年没有学生考入北大清华，教育局为此挨了不少骂。时任市长陈新发也感到头疼，对教育局长承诺：你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只要克拉玛依的孩子不走，别的地方的学生愿意来。
2010年6月16日，一些校长向彭局长递交了一份建议，主张创建半封闭管理的励志班，集中优秀教师，建立高考基地，用比乌鲁木齐学校更优惠的条件吸引中考前160名的学生。彭建伟否定了这一建议。“这不是办教育的方向。”他说，“集中优质生源就一定能办好学校吗？其他的孩子怎么办？”
1999年，克拉玛依曾尝试过类似的办法，把中考成绩最好的240名学生集中在一起，从各校抽调一批老师，办了一所寄宿制的高级中学，为冲刺北大清华而努力。但3年后这种做法被证明行不通，它并没有取得比优秀生源散落在各个学校时更好的高考成绩，反而“拖垮了一中、六中等学校，恶化了教育生态”。
彭建伟曾在中学任教16年，这些年来他北上南下，一直在寻找改变教育的机会。在2011年的一次市政府会议上，有领导建议去黄冈中学看看，但彭建伟回答说：黄冈的教育已经不适合未来教育发展的需求了。当他遇到北京十一学校时，眼睛亮了。“这不正是我们理想中的教育吗？”他说，“我们原来没想到的，想到的没能做成的，都在这所学校实现了。”
2012年9月，他召集直属学校的校长开会，有人担心十一学校的师资与生源很好，其做法可能会在这里水土不服，但彭建伟相信自己的判断，他斩钉截铁地告诉校长们：必须向十一学校学习，它引领的是未来基础教育的方向。
50多名优秀学生最终选择留在一中
2012年9月，李国莲还没能认识到向十一学校学习对于克拉玛依的意义，她很不情愿地踏上了去北京的航班，同行的有40多名老师，他们将在那里浸泡一年，并在十一学校的帮助下完成一中教材、细目、诊断、练习等学习资源的研发。他们还陪伴克拉玛依市的两批共57名学生，在十一学校体验了一学期的自主学习、自我规划和自主管理。这些人（包括50多名学生）后来大都进入一中改革的起始年级，成为学校推行教改的核心力量。
一些走马观花的参观者会被十一学校的设施和豪华的师资阵容所惊倒，认为“没法学”，从而“一叶障目”，无法像李国莲那样触及根本。这一年，李国莲是在不停地走路、说话和反思中度过的。她不得不买了一双平底鞋。她身高158厘米，工作18年来一直穿高跟鞋，现在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爱美了。
李国莲的专业是生物，同行王春易的课，她跟着听了一个学期，才明白什么叫“坚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不变”。她曾经认为不可能实现的教育，都在王春易的课堂里看到了：一学期带着学生们做了近30次实验；整堂课让学生自习，只做个别的辅导；把一节课都用来让学生们阅读——这种自主学习能够顺利进行，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十一学校把各种学习资源，包括图书、实验器材都放在距离学生最近的地方，并为他们提供了学习导航仪——学科规划书。
她听不同的老师上课，发现她们之间存在差异，并不存在统一的教学模式，有的老师善于抓落实，有的亲和力很强，有的敢于在学生面前示弱，告诉他们自己也不会。
她学习十一学校的课程体系，把4本课程手册背了下来。她找每一个体育、艺术和技术老师聊，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如何满足孩子们的不同需求？十一学校负责课程开发的副校长秦建云后来称赞李国莲，“对十一学校的理解甚至超过不少十一的老师”。
对克拉玛依的这群教师而言，在十一学校最有价值的学习经历还包括陪伴来自家乡的57名初三孩子。他们用十一学校的教材亲自为学生们授课。李国莲说，他们因此体验到了实施这套课程的风险所在，当然，还有它的魅力。
据她们观察，那些多年习惯于被动学习的孩子，大都只要坚持五至六周，就能基本适应。在此期间，焦虑是最大的敌人，这需要老师在开始阶段舍得花费课堂时间指导学生自主阅读、研讨交流，“之后，他们会迷上这种学习方式”；另一个挑战是，如何帮助孩子在丰富的课程模块里选择适合自己的，“稳妥的办法是做前期诊断，还有导师的个别指导，帮助孩子更加理性地认识自己”；这套分层分类课程体系包括读本、标准、诊断、练习等资源，在一中教师团队参差不齐的情况下，要规避教师个人随意发挥的风险，需要在实施前组织教师研发和培训，规范老师的教学行为，“这样对孩子才是安全的”。
这些孩子的成绩在克拉玛依的同龄人中名列前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来北京只是为了体验一段生活，之后按原计划将进入乌鲁木齐的几所高考名校。他们在十一学校的表现以及最终的选择，将影响到这场改革能否顺利在克拉玛依一中进行。这些孩子的背后，是一群焦虑的家长，他们随时可能走过来，把孩子领走。
孩子们大都度过了一个月左右难熬的时光，就像巴丽娜尔那样。这位漂亮的哈萨克族姑娘最初很不适应新的学习方式，面对30分的化学成绩甚至怀疑自己的智商。她给家里打电话，和妈妈一起哭。一位同学在重压之下，背上长满湿疹，把老师递给她的西瓜扔出窗外。李国莲也担心第二天起床，学生们就会少了几位。她不止一次听说，几个孩子在商议着一起回家。
巴丽娜尔原本选择的是乌鲁木齐的八一中学，但她和同学们一样，被十一学校的课程深深吸引，只有4人因为父母调动或身体原因离开，其他人都留在了一中。在十一学校与一中合作正式推行选课走班等改革举措的2013年，克拉玛依市中考前200名的学生只流失了37人，而在2011年和2012年，这个数字分别是119和161。
巴丽娜尔为何不愿离开？她说，在十一学校的5个月，“改变了我的人生，包括性格、想问题的方法、策划活动的能力”。她的追求不再只是拼命考上好大学，而认为“高中三年如果只放在学习上，太对不起这三年了”。
她和十一学校的学生一样选课、上课、参加各种活动，发现那些同龄人“充满活力，有很多鬼点子，似乎什么活动都能搞好，不像我们只听老师的话”。她最初觉得选课就像挑选衣服那样困难，当她回到一中后，“做了不少以前不敢做的事情”：找来志同道合者办起了辩论社；她学的是文科，却选择了最高层级、远超出高考要求的数学3；在零基础的情况下挑战了素描课；从两耳不闻窗外事到喜欢上了时事政治评论课；报了英语四级考试，用一个寒假读完了英文原著《心是孤独的猎手》。
“十一是梦想中的学校。”巴丽娜尔说，“特别吸引我的是它的教育理念。”她从很多细节都看出了它对学生的尊重。因为习惯了十一的生活，来到一中后，有一段时间她喜欢把两个学校拿来比较。
能否学习十一学校，钱不是关键因素
巴丽娜尔感觉到，一中越来越像十一学校那样，把学生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这样的变化，还有赖于一个人的努力，他是秦建云，北京十一学校副校长。
对于秦建云的到来，一中的老师最初并没有表现出新疆人的热情。他召开第一次全体教师的培训会时，一些人同以前那样是抱着一堆作业本去的，但他们听着听着，就渐渐抬起了头，停止了批改作业的笔。有人说：以后这个人的会一定要去听。后来的事实证明，秦副校长在克拉玛依一中的成功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他认为自己只是他们的陪伴者。
秦建云认为，学习十一学校的人士可能会遇到两个障碍，一是不自信，认为自己技不如人，条件不如人；一是对十一学校的价值观把握不到位，难以理解他们为何那么做。所以，他在一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不断唤起他们教育的自信，激发他们内心生长的愿望，在他们遇到困难和纠结的时候，陪伴和帮助他们，在具体的事例中解读十一的文化。
譬如：有人建议利用与十一学校合作的机会，去新疆各地寻找好生源，以尽快改变一中的面貌。秦建云反对。“我来这里是为了做好的教育，好的高考成绩只是其中之一。”他说，“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样的孩子来了，都要为他提供合适的教育，保证他在高中三年的发展是最好的发展。”
一名家长向高三学部主任投诉一位老师，要求组织家长们听他的课，怎么办？秦建云说：不可以，因为教育的前提是信任。学校欢迎每个家长观摩任何一节课，但不同意以这种方式进行。家长的意见要感谢，但不能作为解决和处理问题的依据，必须从学生角度了解真实情况，但又不能直接去问，而是根据学生们的行为表现判断。
一名高一学生就读一学期后，提出转学。李国莲说，传统的做法是不能放，这种事会口耳相传，影响学校声誉。但秦建云说：没关系。他把学生和家长请来，和老师一起商量去留的利弊，以及帮助学生的方案，最后把选择的权利交给那个外来务工家庭。李国莲说：“我从中明白了何谓学生利益，它高于学校利益。”
“一中的老师们必须在具体的行为体验中完成转型，这种体验别人替代不了。”秦建云说，“向十一学校学习，就是要学它的担当，它对学生真正的爱，不是停留在纸面和口头，而是表达在行为上。”他强调说，哪个学校如果还有行政大楼，就学不了十一。
有人担心没钱学不了。彭建伟局长说，请他们到一中看看，到南湖中学看看，主要是钱的问题吗？2014年6月，克拉玛依一中的初中部也加入了这场课程改革，大家认为的重建教学楼、扩建活动场馆都没发生，只花了计划中三分之一的钱进行部分改造。几个月后，人们进入外观并无变化的教学楼，发现教室已与之前大不同，学科图书、学生作品、挂图仪器、单元知识重点等让每间教室充满了学科元素。而南湖中学只多投入了50多万元，就开始了这场改革，它的技术课是从老虎钳子和铁丝开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