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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他第一次与芳芳相遇，是在乌鲁木齐火车站的3号站台。
父亲带着他，一路向西。傍晚的时候，夕阳余晖染红了远处的群山，山上光秃秃的，旁边两个来自南方的乘客，感叹着西北就是荒凉。
第二天清晨，他已置身于一页白纸，或者说火车正行驶在一张巨大的白纸上。
放眼望去，没有山，没有树，没有房屋，大地被覆盖着厚厚的白雪，火车像顽童手中的铅笔划出的线，向着任意的方向延伸。
当看到房屋的时候，就意味着一个站台即将出现。玉门、敦煌、哈密、吐鲁番，梦中的地名与梦中的站台，在雪白的大地上孤零零地站着。
车站工作人员穿着厚厚的棉大衣，脸像刚出笼的包子一样，每一次呼吸都升起一阵白色气体。在哈密，他好奇地走下火车，站在积雪已经被踏平成冰的站台上，乘务员拿着一只大喇叭，不断重复“小心地滑”，“小心地滑”。
离春节只有十天了，父亲带他去新疆的王叔叔家过年。
这一年，他16岁。
这趟车上的每一个人都带着很多的行李，他与父亲的行李里面也装满了西安的腊肉、肺饼，以及父亲攒了一年的烟、酒、茶叶。
乌鲁木齐是那趟火车的终点，火车到达时，站台拥挤得像一只装积木的盒子，在火车上度过了50多个小时的人们争先恐后地向站台涌去。雪还在下，刚扫过雪的站台上很快就落了一层薄雪，格外湿滑，满耳朵都是“小心地滑”，仿佛火车直接将哈密站台上的声音载了过来。一个姑娘站在那儿，朝他轻笑，她戴着红色线帽与雪白的口罩，整张脸上只露出眼睛，又黑又亮，长长的睫毛上结着冰霜，是他看到过的最美好的“化妆”。
他知道她的名字，芳芳。
“小子表现好点儿，你跟芳芳可是订过娃娃亲的。”从西安出门的时候，父亲对他说。
订娃娃亲这件事，他一直觉得父亲在开玩笑。一对好朋友，你家生了女儿，我家生了儿子，随口订个娃娃亲，此后各奔东西，是常有的事。
如今，当这个姑娘真实地站在面前，他忽然发现，其实他一直把父亲说的话当真。乌鲁木齐火车站那狭小、拥挤、破败的站台，在这一天名叫芳芳，此后的几年，一直叫芳芳。
芳芳读技校，很快就工作了，他读大学，大学四年中的两个春节，他出现在乌鲁木齐火车站的站台上。
“不用买什么东西，你还没挣钱呢。”芳芳在信里说。可他总觉得若没有足够大的行囊，行囊里满满地塞着年货，是羞于站在春节的站台上的。他总是想办法省下更多的零花钱，带更多的东西给芳芳，甚至从秋天开始就储存了一些西安大石榴，等到春节的时候，它们已经风干变硬。他将石榴装进网袋，一不小心在站台上摔了一跤，石榴滚得老远，幸好大家都匆匆赶路，没有人注意他。那一年，乌鲁木齐的老火车站开始翻修，火车停在临时站台，出站要穿过一条长长的土路，路上方的架子上盖着厚厚的钢板，像一条地道，他拉起芳芳的手，仿佛那个站台永远走不出去，那条路，永远走不完。
那个不能称作站台的站台，那种不能称作路的路，在此后的光阴里，许多次出现在他的梦境里，半夜醒来，听到芳芳的呼吸声，漫长得像那个永远走不出去的站台。
作为一个平凡的男人，他人生最惊心动魄的几年皆与春节时的站台有关。
结婚后，他定居新疆，每隔两三年，也会回西安看一次父母。婚后第三次踏上春节的站台，他与芳芳的儿子已经满地跑了。孩子人来疯，稍不留神没看住，就汇入人流，他拖着硕大的箱子在人群里挤来挤去，扯着嗓子喊儿子的名字，呼出的白气裹着一种焦虑。第一次，他发现乌鲁木齐的站台如此混乱与拥挤，白雪被千万只脚踏过之后，变成一摊摊烂泥，终于拉住儿子小手的时候，他的牛仔裤后面已经甩满了泥点。
没有人注意他的烦躁，就像当年，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幸福一样，四周都是匆匆忙忙赶着回家过年的人。
终于，当夫妻两人再商量过年回西安，芳芳说，要回你带儿子回，春运我受够了。“那——回来的时候，你来车站接我们？”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两个大男人，有什么好接的？”芳芳白了他一眼，哗啦铺开擀好的面皮，开始切面。窗外的天空蓝得透亮，阳光照在洁白的雪地上，他坐在暖气的旁边，呆呆地看小区花园，夏天的时候，它是绿的，如今变成白色，空无一人。
面条下好了，热气腾腾地端上桌。他打了个呵欠，懒懒地说，那我也不回了，夏天再说吧。
从此，他告别了春节的站台，仿佛这个城市里从来没有那样一处喧嚣之地：来自天南海北的人，行色匆匆，行李里面堆满了心意与期望，带着自己的故事，彼此擦肩而过。
小小的站台渐渐浓缩成人生的一个隐喻，我们终究是在热闹中孤单，即使经过了同一个故事里的人，也无法再回到相同的站台。
站台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无论它是刚刚翻修，还是年久失修。它的崭新仅在于它的健忘，而人又何尝不是健忘的。不过十多年光景，从前的站台便已消失无踪，乌鲁木齐火车站翻修过一次，站台比过去宽且大，安装了顶棚，雪花再也不能肆无忌惮地追逐减速的车轮。然而站台再新，属于他的那个时代终究已经旧了，他们不再回忆那些年在站台上发生的故事，偶尔，那个戴着红帽、白口罩，睫毛上挂着晶莹冰珠的女孩的影子，会出现在他在路口等车时，马路对面站着的陌生女孩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