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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远感谢新疆”
“我永远感谢新疆，我永远想念新疆。我已经80岁了，但是我仍然相信新疆的未来，新疆的光明。”2015年年初的一个下午，在北京东北四环一个闹中取静的小区，作家王蒙的家被书和花草包围着。夕阳随着时钟的嘀嗒声一点点后退，屋子里满是回忆的味道。提起新疆，他的脸色略显凝重，有几次镜片后的眼眶也微微泛红了。
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自己在新疆的16年是一个奇迹，“在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快乐和安慰，在最迷茫的时候给了我永远的乐观和力量。我怀念在新疆与各族人民相处的日子，这是我生命中很美丽的部分。”
2013年5月23日，“王蒙书屋”在新疆伊宁巴彦岱镇落成，王蒙又一次来到他当年劳动生活过的巴彦岱。揭幕仪式上，他用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表达重返“第二故乡”的激动：“新疆的朋友对我恩重如山，我永远是新疆的王蒙，我和你们永远在一起。”
这一天，这座占地5亩的“王蒙书屋”庭院里歌声笑声不断，多年前与王蒙共同生活劳动过的百余位维吾尔族农民专门赶来，嘴里喊着“大队长”，上前拥抱甚至抱头痛哭。巴彦岱的乡亲们说，王蒙是我们的老朋友，这里永远是他的家。
最初，走进那个99%的居民都是维吾尔族的村落时，青年时期的王蒙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伊敏老爹在欢迎王蒙的晚宴上，对一脸焦虑的他讲起了维吾尔族人的生死观。“人生在世，除了死以外，其他全都是塔玛霞儿！”
这句维吾尔族谚语所传达的人生态度，对王蒙影响深远。“塔玛霞儿”可以译成漫游、散步、玩耍、休息等，是一种自然而然、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
让王蒙当初没有预料到的是，这一幕，被新近拍摄完成的一部电影搬上了银幕。这部电影名叫《巴彦岱》，以王蒙的新疆岁月为背景，讲述了人与人之间的仁爱，特别是汉族文化与维吾尔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巴彦岱是蒙古语，意为“富饶之地”，是王蒙下放务农、进行“思想改造”的地方。因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成为“右派”，后来又“摘帽”的青年王蒙，在“文革”爆发的前夕作出了可能是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举家迁往新疆。从1963年年底到1979年夏，29岁到45岁，整整16年王蒙都是在新疆度过的。其中7年，是在伊宁市郊的巴彦岱劳动锻炼。
电影《巴彦岱》的主人公老王是一个30岁出头、戴着眼镜、看起来很文弱的汉族男人。1965年春天，他被派往伊宁市市郊的巴彦岱(当时叫红旗公社二大队)“劳动锻炼”。一番含糊的介绍之后，大家知道这个汉族人是从北京来的“摘帽右派”，可淳朴善良的维吾尔族老乡们只是把他当成干部对待，并没有过多打听他的底细……
影片中看似平淡的生活，却是王蒙生命中一段真实的传奇。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与当时的苏联相毗邻，边界线长1500多公里。“我去伊犁的时候恰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至少，我到的时候未发现什么斗得死去活来的紧张气氛，倒是挺轻松和善。”王蒙说，正是在充满异域风情的巴彦岱，自己躲过了“文革”的风暴中心，“新疆庇护了我，保护了我一家，平平安安”。
一次在维吾尔族朋友家作客，大家喝着被当作酒的医用酒精，维吾尔族医生朋友大讲当时那种摧残文化的做法不可能长久，老王将来一定会在文学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当时王蒙吓得一脸煞白。房东阿卜都热合曼用一种更为古老的说法对他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缺少三种人：国王、大臣和诗人。因此，你现在在这儿每天扫地也好，劳动也好，这是暂时的，你早晚还要回到你的文学岗位上。”
“没有新疆的这16年，也不会有后来的作家王蒙。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伊犁，想离也离不开。”新疆生活给了重回文坛之后的王蒙源源不断的灵感，刚回北京的几年里，在新疆伊犁与少数民族同胞“同室而眠，同桌而餐，有酒同歌，有诗同吟”的生活经历，成了他文学创作的重要来源。《你好，新疆》、《这边风景》，在写这些作品的时候，王蒙往往能绕开政治主题上的困扰，而专注地写这里的人和这里生活的生动面貌。
70万字的《这边风景》是王蒙在新疆16年里创作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写于1974年至1978年，尘封30多年的手稿直到被儿子儿媳在北京旧屋无意中发现，才于2013年得以出版。这部书被评为2013年的中国好书，也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
小说讲述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新疆伊犁一个维吾尔族村庄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背景下的故事。王蒙说，那是个荒谬的时代，自己无法超越时代，“我是戴着镣铐跳舞，但是也跳好了。”那部小说里，王蒙写人物心理，写人物品格，写生活对人的吸引力，写男男女女，爱怨情仇，写汉族、满族、蒙古族十几个民族，吃喝拉撒睡，柴米油盐酱醋茶，维族人怎么打馕，维族人怎么结婚，什么都写。“几个农妇，张家长李家短，一边喝茶掰馕吃一边说话。煮茶的人流鼻涕落到茶里，擦擦鼻子给大家盛茶。喝茶人看到了，说我肚子不能喝茶，只能喝白开水。”这类细节让王蒙至今都很得意，“从对人性和生活的描写来说，《这边风景》在我的作品里面，可以说是最具体最细腻最生动最感人的，从头到尾都是掏心窝子的真情实感，这是我今天再也无法抵达的写作状态了。”
1979年，45岁的王蒙因创作《这边风景》得到前往北戴河改稿的机会，而后机缘辗转回到北京。正是这部小说改变了王蒙后半生的命运，“它使我在最困难时回到写字台前，使我增加了写作的自信，使我相信，不论在什么形势下，生活不可摧毁，文学不可摧毁，世界不可摧毁。”王蒙说。
王蒙从不掩饰自己对于新疆的关注与热爱。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一谈起新疆，他就会精神振奋，充满深情。1979年，被新疆庇护了16年之后王蒙回到北京。之后的岁月里，他曾数返新疆，后来当上文化部部长，也始终将巴彦岱视为“第二故乡”，从未在心灵上远离那片土地。
中华各民族共同的价值理念，王蒙总结了32个字
“我在新疆生活观察到的生活习惯等方面的不一样太多了，很有意思。汉族人缝扣子，针向右外侧拉，而维族人是往左肩方向内侧拉。汉族的木匠推刨子是往前推，维族木匠是往自己方向拉。俄罗斯木匠也是这样，师傅就是这样教的。汉族洗衣服拧衣服，手腕上下相对着往外拧，维族喜欢正手手腕朝内拧。这有什么问题呢，这样生活才丰富多彩。”王蒙认为，尊重差异、互相交流、互相包容、互相欣赏，和学者费孝通提出来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一样，都是非常美好的理念。
刚到达乌鲁木齐时“焕然一新”的感受，很多年以后王蒙说起来还是如在眼前：“首先给我冲击的是火车站上播放的各族歌曲，铺面从右到左横写的维吾尔语招牌。然后是异域风格的建筑，那时候建筑都是粉红色的绿色的，房顶经常是洋铁皮的。现在回想起来，完全是一幅凝固的油画，只是没有保存下来。还有各家各户堆着自己的煤山，因为那里经常遇到零下20摄氏度、零下30摄氏度，有时候达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
多民族聚居的特点，使得新疆的饮食文化多元化融合。抓饭、烤肉、牛杂碎、馕、油搭子、列巴、酥糖、奶疙瘩、马奶酒、啤渥，各种干果加四季茶饮，各具诱惑。俄罗斯软啤格瓦斯的酿制配方，还有拉条子、馕、酥糖等的制作方法，即使现在，这些特色美味的“私房秘笈”他还能一一道来，去北京的一些新疆餐馆找回忆至今是他生活中的一大乐事。
“后来好多人问我：在新疆那16年里干了些什么？我开玩笑说，我在新疆花16年读了个维吾尔语博士后，预科3年，本科5年，硕士3年，博士3年，博士后两年，正好16年。”王蒙笑言。
因为每天和维族老乡一起吃包谷馕，一起抡坎土曼，一起扛200多斤的大麻袋，刚到伊犁的几个月后，王蒙就可以用维吾尔语在生产队的会上发言了。社员们听了很高兴，还要给他评“五好”社员。
“语言对我来说是生活，不仅仅是符号。”王蒙说，写小说的人天生就有一种对生活的兴趣，而语言和生活是分不开的。在伊犁，除了劳动和日常生活，王蒙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维吾尔语，读维吾尔语版的《毛泽东选集》，唱维吾尔语的颂歌。当时《中国语文》杂志上刊登了一篇《维吾尔语简介》，王蒙的父亲看到后专门千里迢迢给他寄去，这篇论文后来成了王蒙的“秘密武器”。社员们发现，王蒙的维语不光是词汇丰富，连语法都无可挑剔了。
有了“另一个舌头”，也就有了另一个世界。除了参加公社社员的互助劳动，参加丧葬乃孜尔，参加歌舞聚会，听各种家长里短，和维吾尔朋友一起喝酒侃山，更是这位北京来的大知识分子从不错过的学习场合。参加那些纯爷们的聚会，把段子说得半荤不素带俏皮话和双关才算过关，要是太过直白就会被批评。
“所有和维吾尔语言相关的书籍，当地农村家庭有的，苏联出的维文小说，我都读。鲁迅的《呐喊》、《彷徨》，高尔基的《在人间》，都有维语版的。”王蒙学习维吾尔语，同时把汉族的许多故事用维语讲给维族群众听，和维吾尔族农民交朋友，直至后来可以随意地出入于任何一家。当副大队长那阵子，王蒙学会了解决邻里纠纷，雨天帮社员抢修房顶，当然了，路过瓜地瓜农顺手摘个瓜让他品尝这样的待遇他也欣然接受。这个过程在王蒙看来，既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接受，也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认同。
“在新疆的16年，对我的一生极其重要。”王蒙说，自己受到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宗教的感悟，更懂得了求同好异、党同喜异的道理，更宽容也更理解与自身不那么完全一致的东西，懂得了不同的参考和比照、容受能力与理解能力对于一个人的重要，“各民族之间需要爱、理解和沟通相维系。换句话说，需要一种精神层面的‘混凝土’”。
在王蒙看来，中华文化是一体多元的文化，生活中各种文化是相互交融的。任何一种东西，当它传播到一个省区或者一个民族，必然要本土化。“比如拉面，不但新疆的拉面和北京现在到处挂着牌子卖的兰州拉面不一样，南疆的拉面与北疆的拉面也不一样。南疆的拉面一条长长的，象盘香一样，一圈一圈转着，估计一条就能煮一锅。北疆就简单多了，切成许多小记子，然后一条条拉成面煮着吃。”王蒙说，但是在整个中国，不管是中原地区文化，还是新疆地区的文化，还是藏区的文化，不管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有着非常共同的文化理念，十分一致的价值追求。王蒙用32个字来概括：敬天积善、古道热肠；尊老宗贤、崇文尚礼；忠厚仁义、太平和谐；勤俭重农、乐生进取。
“很多我们的故事他们都知道，比如说属相，属羊的，属马的，他们也论；比如说跟中医有关系的，吃什么东西是凉性，什么是热性，什么上火，他们也这么讲；很多词就直接用汉字，比如说道理，维语里面就说‘道理’，而且它还可以做动词，比如说咱俩道理一番；农业上的更多，白菜他就叫白菜。”不同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词汇渊源，王蒙可以毫不费力地列举出一长串，“汉族有些东西也是受人家的影响，像唢呐，人家现在还叫‘suna（维语）’，是他们的乐器，这是咱们从维族人那儿学过来的。”
让新疆的各族人民搭上现代化快车
“像我一样，或者比我还能够和少数民族打成一片的汉族干部、知识分子，那多了。”王蒙刚到新疆不久采写了《春满吐鲁番》、《红旗如火》等一系列散文和报告文学，拜访了如今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吴明珠，“她在新疆工作了一辈子，教维吾尔族群众种西瓜、甜瓜，是新疆甜西瓜育种事业的开创者。”王蒙还认识一个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的兽医，在牧业大队干了一辈子，随同牧民们在草原上四处迁徙，为牲口治病。
在当时的体制下，汉族干部真心实意帮助维族群众。大家有苦一起吃，有活一起干，吃住也没有太大差别，贫富相差不大。有一批“老新疆”让王蒙记忆深刻，他们因为各种原因世世代代就在新疆生活，“和维族人在一块没完没了地逗啊，开玩笑，包括恶作剧，完全沉浸在其中，根本想不到他是汉族。”王蒙还认识一个在民委翻译局工作过的曲先生，他是解放以后到新疆的汉族，上的是维吾尔族学校，“他讲维语很可能比他讲汉语词汇更丰富”。
“王震在新疆主政时有这么一条政策：进入新疆的干部和战士，学会维吾尔语，通过考试的，行政级别一律提一级。这样的政策，让干部和官员沉下去，能够和当地老百姓交流沟通，和当地的老百姓打成一片。今天，还有多少干部能够做到这一点？”王蒙想不通，现在经济条件那么好，资源那么多，硬件条件也好，老百姓的日子也比几十年前好过多了，为什么干部群众关系、民族团结还不如当年那个时候？
“这些年，中央让各地政府支援新疆发展建设，力度很大，建设了很多项目，从城市到乡镇，高楼大厦。医院、学校、剧院，去的人很多，花的钱不少。当地政府的评价非常高。但我提个小小的建议，咱们做了那么多项目，能不能直接帮助当地的老百姓？”王蒙说，比如，内地人到新疆工作，能不能本地化一些，吃些羊肉吃些馕，至少不用自己带厨师去吧？能不能不仅运送产品到新疆，而且发展当地的生产，多给当地人一些打工的机会，让他们切身感受到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多和他们沟通交流，增进友谊，民族融合就不是空话，矛盾自然就会越来越少。
“这不只是新疆所面临的问题，也不是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民族和宗教的问题是全世界都要面对的问题。”王蒙的态度与期望，或许可用如下关键词来概括：理解大多数，关心大多数，帮助大多数，共享现代化的利好，同时保护与珍惜民族传统与特色。这样也才能最大限度地孤立与打击灭绝人性的暴恐分子。
1993年至2008年，王蒙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15年期间，他几乎年年都要在小组会上提交关于民族问题的提案，还曾专门写报告向中央文史馆建议，把“命运共同体”作为处理民族问题的主线。因为各民族有共同的历史，共同的屈辱，共同的斗争，也有共同的胜利，现在又面对共同的挑战和危机。
“一个古老的文化，面对现代化的时候，总会有一种焦虑，有一种紧张，有一种不安，有一种尴尬，有一种两难。现代化焦虑不但维吾尔族有，汉族也有。”王蒙说，我们真正开始现代化的步伐，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确实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有目共睹，“我在新疆16年，那时在新疆想买一瓶啤酒都非常困难。现在的生产力有了空前的发展，人们的消费能力也有了空前的发展，这些都不是问题了。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活方式，都会出现一些变化，都会面临一些挑战。从文化的观点上，你会觉得现代化会让人们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文化有两个特点：每天都在积累，每天都在消失。”
半个世纪前的伊犁巴彦岱，王蒙住进了生产队社员阿卜都热合曼家——坐落在公路边的村舍，用土夯出来的院墙，用土坯和歪歪曲曲的木材建造的屋子。土路、土墙、土屋小院，如今在巴彦岱早已不见了踪迹。高高的青杨、柏油路、铁艺大门、砖与水泥砌成的院墙、新式房屋、彩钢屋顶勾画出一幅全新的风景。
让王蒙深感遗憾的是，白杨曾经是伊犁地区一道特色风景，后来因为木材成材率低等原因，昔日路边成行的白杨早已被其他树种取代。明渠也曾经是伊犁一大特色，近年来因为蒸发率高和卫生状况不佳也已经不见踪影。
“我非常欣赏新疆的一个风景就是水磨，既有风味，又是清洁能源。可水磨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用电多方便。用驴拉磨就更少了，有粉碎机，有粮食加工厂，都用电了。甚至于有人告诉我，有些地方连坎土曼都不会用了。我一听大吃一惊，坎土曼是新疆农民最基本的劳动工具。”王蒙说，在这种情况下，新疆的各族人民能不能搭上现代化的快车就成了关键。
2014年，王蒙在北京认识了一个维吾尔族的年轻人，名叫库尔班江。作为一名专业摄影师，在《我从新疆来》一书里，他采访了110多个在全国打拼的新疆人，多半是成功人士，有的成了专家，有的成了大款，有的成了高管，也有的正在打拼，开餐馆的，卖羊肉串的，大部分是在内地在现代化的大潮当中相当成功的来自新疆的各族同胞。在他们的身上让人看到的是光明，不是黑暗，不是仇恨，不是焦虑，不是不安，不是尴尬，不是痛苦。因为他们搭上了现代化这趟列车。“什么道理也不用讲，一起奔现代化是最重要的。”王蒙说。
“现代化不是万无一失的，不是完美无缺的，由于现代化使你离自己的传统文化越来越远，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遗憾。”王蒙强调，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另一面，由于现代化，你有了实力，你可以回过头来做大量的保护、继承、弘扬传统文化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能把现代化与民族文化对立起来，我们要追求的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更好地来保护、弘扬、继承、珍惜我们的传统文化。“用拒绝现代化的方法，你是保护不了自己的民族传统的。恰恰是在急剧的现代化过程中，我们出了多少的典籍，我们保护了多少文物，什么时候保护文物有改革开放以来保护得多？”
“我爱新疆的各族人民，我相信新疆的各族人民一定能够赢得一个光明的美好的前途，我们一定要用光明来代替黑暗，一定要用智慧来代替愚蠢，我们一定要用开放来代替狭隘，一定要用现代化来代替无知、落后、贫困，那种自己把自己囚禁起来的生活。”不知有多少次，不论是现场演讲，还是录制节目，王蒙这段肺腑之言总是让在座的人泪流满面。“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是经过历史证明的铁的规律。”他说。
本报记者 吴晓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