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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最近两年一系列的足球改革措施，让“要求不高”的中国球迷屡屡感到惊喜，但上周末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的消息，还是让球迷震撼不已。而当《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的议题得以列在《关于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方案》《上海市开展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工作的意见》等国家重大议题之前，“中国足球”的战略地位已然远远超出球迷的预期，新华社通稿中“体育界特别是足球界要抓住时机，大胆改革，大胆探索，不仅要为我国足球发展振兴探索新体制，而且要趟出一条深化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新路”的这句话，也表明了“足球改革”所肩负的千斤重担。
“一月，国务院已经审议和通过了这份《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这份《方案》主要由国家体育总局和国家发改委联合调研起草，其范围上至宏观管控，下到具体操作，都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可以说，完全能够成为中国足球的改革纲领。”据一位体育部门工作人员介绍，这份《方案》将很快传达到相关部门，“足球改革是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习总书记说，改革就是要处理好‘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今后两年我们要做的，就是落实足球改革的‘最后一公里’。”
对于“中国足球改革”而言，“最后一公里”无疑应该落实在塔状结构的基座部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发展振兴足球事业，关键是把路子走对，长期努力、久久为功，注重打好群众基础、夯实人才根基，从娃娃抓起，从基层抓起，从基础抓起，从群众性参与抓起。要让校园足球、新型足球学校、职业俱乐部、社会足球等各种培养途径衔接贯通，使足球事业发展动力更足、活力更强”的表述，更说明“校园足球”在这场即将轰轰烈烈展开的改革中所处的核心地位。
“作为一名爱好足球的普通中学体育教师，我希望我们可以切实感受到改革带来的变化，比如校方能给校园足球教练一个稳定的编制（退役运动员来参加教学活动都是‘客串’），比如讨论是否可以把学校足球队的学生编到一个班里，这样既有利于他们训练，也有利于在比赛耽误了课程时，统一进行补课。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希望校级比赛别排名次，区级比赛有一二三等奖也够了，到市级比赛再排名次，不要在中小学做拔苗助长的事情。”上海市朱家角中学的体育教师曹阳说，“因为在起步阶段，校园足球活动都是由在编的体育老师带学生参加，很多体育老师都是义务劳动，所以，如果不制订相应的报酬机制的话，很多体育老师的积极性就会受影响。对我个人来说，一是希望我们付出的劳动得到尊重，二是希望有专业的足球人员成立独立的组织，帮助学校开展校园足球活动，管理学校之间的足球教学比赛。这种独立的组织，也可以吸收学校的足球教练，以利于同校方沟通。”
曹阳的说法可以代表很多体育教师的意见，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感到，由于“校园足球”概念受到全社会的热捧，使得不少学校体育教师要额外承担很多工作，“放学后带队训练”，“休息日带队比赛”，如果再加上“校园足球教练培训辅导”课程，体育教师的“义务劳动”时间将成倍增加，“虽然学校会给一定的补助，但因为没有这方面的薪酬制度，这种补助也是象征性的。”
因此，中国足球改革的“最后一公里”，必然包括学校体育教师要求“按劳取酬”的权利，而在亚足联A级教练、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指导员主讲师陈长红看来，中国足球改革的“最后一公里”，除了提高学校体育教师的待遇之外，“政府部门应该鼓励社会力量兴办青少年足球培训机构，然后由政府部门出面购买这些培训机构的社会服务，再分配到学校”，“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校体育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
“我个人觉得，首先，大家不要人为拔高校园足球的意义，校园足球就是让孩子去踢，去玩，学校把足球当成学生的一种常规体育健身手段就足够了。其次，是明确青少年足球培训机构的业务主管单位，比如现在的基层业余足球俱乐部，都归当地足协管理，但以后是不是要归教育部门管理？”陈长红说，“因为我自己做了很多年青少年足球培训方面的工作，所以对‘要让校园足球、新型足球学校、职业俱乐部、社会足球等各种培养途径衔接贯通’这句话感触特深，渠道不畅通，做起来就事倍功半。”
足球界人士愿意强调的，是政府部门或学校树立“购买社会服务”的意识——即便在北京，拥有训练基地和专业师资力量，能够组建业余足球俱乐部的中学，也不过是人大附中和八一学校等寥寥几家，因此，大多数学校真正参与足球改革的途径，首选就是与社会力量兴办的青少年足球训练机构合作，完成“最后一公里”的冲刺。
“打通‘最后一公里’，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顶层设计再好，基层不能执行，改革的效果也不会好。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京西训练营的课，每个学生每节课要交30元，但市中心的训练营每个学生每节课可能要交60元、80元，也有交120元的，代课的教练收入差距很大，教练就容易跳槽。所以，我想知道，市足协也好，市教育部门也好，能不能给青少年培训机构和教练等级制订一个标准，比如C级教练员，月底薪就是4000元，从校园足球行政拨款里拿50%，培训机构负担50%，教得好，培训机构再发奖金，这样，大家都有积极性。”陈长红说，“我接触的专业足球队退役运动员非常多，他们非常愿意在青少年足球培训机构里向社会提供服务，而不愿意进学校当体育老师，因为他们的自身条件有限，很难获得教师资格，但他们很适合在课余时间到学校里带学生进行足球训练。所以，只要相关部门制订出评估青少年足球培训机构的等级标准，学校足球就能和社会力量兴办的青少年足球俱乐部有机结合起来，这也不是什么创新，我们周边的国家几乎都是这么做的。普及在校园，提高在业余俱乐部，这才是中国足球的振兴之道。”
本报北京3月1日电
本报记者 郭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