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背后是权力利益交换

    近日，习近平主席在谈到反腐败问题时强调，要打击官场中的“山头主义”和“圈子文化”。在近期集中公布的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整改情况中，“山头主义”、“官场小圈子”等问题也被频繁曝光。如何看待官场中存在的“山头主义”和“圈子文化”？日前，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了中国政治问题学者、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刘伟。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抵制“山头主义”和“圈子文化”会成为当下的反腐新动向之一？

    刘伟：不可否认，近年来隐藏在政治台面背后的各种“山头”、“圈子”及其奉行的“潜规则”，已经使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难以健康规范地开展。官场的各个“山头”、“圈子”往往意味着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或已形成一定的政治派系，或已形成相应的官商联盟，严重侵蚀着执政党与国家的内在统一性和公正性。

    中央的严厉态度不仅意味着裙带关系将是今后反腐的关注点和切入口，更意味着中央将在党和政府内部，通过制度建设和政治压力，不仅在短期内肃清“山头主义”和“圈子文化”对官场及政商关系的不良影响，也将长期持续抑制“山头主义”与“圈子文化”的再生和膨胀，从而保证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一元化。

    中国青年报：形成官场“圈子”、“山头”的因素有哪些？

    刘伟：核心人物和关键利益是形成“圈子”、“山头”的主要因素。事实上，所有的“圈子”都是以核心人物为中心，以相应利益为半径，划出一个封闭的成员范围。“圈子”之间除了核心人物、利益主张的不同，还存在成员身份和密集互动程度的差异，由此可以判断一个人主要属于哪个“圈子”，并处于什么位置。当然，现实生活中，因为利益的多样性和交往的多重性，“圈子”之间一方面存在边界，另一方面也可能存在交集，比如部分成员同时在几个“圈子”之中，这就增加了判断圈子边界的难度。

    中国青年报：不同“山头”“圈子”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刘伟：一般都是冲突大于共识。既然会形成不同的“山头”、“圈子”，就说明组织内部在利益和权力分配上存在分化，也就容易产生相互拆台、攻击的局面。在很多单位，掌握不同资源的领导容易形成相应的“圈子”，他们往往因权力、利益和资源上的竞争，而不断争斗，甚至产生两败俱伤的单位内耗。

    但也存在另外两种情况：一是主要领导以身作则、坚持原则，或拥有足够的权威和领导艺术，能够驾驭各种“山头”和“圈子”，抑制它们的越界行为，限制它们的负面影响；二是不同的“山头”和“圈子”，能够在公共平台基于公共规则展开主要的竞争和表达，彼此之间能够保有一定的妥协和共识。但是，由于权力和利益的排他性，以及国人长期以来缺乏沟通、共赢的公共生活训练，这两种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少见。

    中国青年报：“圈子”、“山头”背后说到底是一种附庸思维。您怎么看这种思维？

    刘伟：主要根源在于权力与权利格局的严重失衡，稀缺资源的配置缺乏公共性，以及公共规则难以普遍适用。这就使普通个体难以保全人格独立和行动自主，只能选择依附于强势人物，建立庇护——被庇护的不平等关系，从而在利益和权力上实现交换。强势人物从“圈子”内主要获取支持和利益，其他成员则从强势人物那里获得保护和利益，“圈子”内普通成员之间也互相帮助，成为利益共同体。

    另外，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规则和结构是“差序格局”，它一定程度上会促进和强化这种附庸思想。“差序格局”强调以自我为中心，通过亲疏远近构建自己的关系网络，显然不利于人们平等地、去人格化地对待他人，阻碍了社会公共空间的形成。“差序格局”隐含的圈子内外和不同圈层的差别对待原则，也很容易与权力的等级格局相结合并互相强化，从而使社会形成一种“新差序格局”的顽固形态——社会完全根据权力和资源的等级体系，形成相应的社会差序圈，权力本身的差序性与社会本身的差序性互相缠绕。

    中国青年报：“圈子”、“山头”盛行会给个人和社会带来哪些影响？

    刘伟：就个人而言，在利益、权力密集的官商领域，“拉圈子”虽然可以加快一个人“成功”的步伐，短期来看似乎也是安全的，但与此过程相共生的却是姑息养奸、受牵连等陷阱和危机，它终究不利于普通个体的洁身自好和自主行为，也使个体的长远发展充满不确定性。

    对社会来说，“拉圈子”使权力在暗箱中运作，“潜规则”盛行，决策公正和用人公正受到影响，单位和官场内部生态恶化，影响机构的决策效率和运行效能，更增加了发现腐败和惩处腐败的难度。在权力运作的公共领域，“拉圈子”会带来公共规则不清晰和公共生活不健康等后果。

    中国青年报：抵制“圈子”和“山头”，您有什么建议？

    刘伟：首先，要加强对普通个体的权利保障和社会公平建设，改变社会各领域资源和权力过于集中的状况，从根本上减少普通个体对强势人物的潜在依赖；其次，发展一些基于独立个体和公共规则而建立的社会组织，增加普通民众接受公共生活训练的机会，从而形成独立自主和遵守公共规则的习惯，抑制“差序格局”向公共空间的过分蔓延；第三，在涉及资源分配、选人用人和公共决策的重要领域，严格遵守公共规则，不断加大公开力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接受社会的普遍监督。当然，要根除附庸思想，需要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