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议案，请签名

    因为觉得下午的这场会议格外重要，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富申评估咨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樊芸特意穿了一件玫红色的外套，显得庄重一些——她要在上海团的议案讨论会上，向其他50多名代表介绍自己要提交的修改反垄断法的议案。

    为了这份议案，樊芸和她的团队花了一年时间的调研，议案说明有将近1万字。

    按照会议议程，3月4日下午应该是“代表酝酿并提出议案”的时间，而上海代表团则将“酝酿”升级为几乎是全体代表参加的“议案会签”大会。

    每位准备向大会提交议案的代表都必须走到会场中间，花上几分钟的时间，向其他代表介绍自己的议案。介绍完后，提议案的代表，还需要和大家交流，回答问题，支持他的代表会签下自己的名字，表示附议。

    根据相关规定，30名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可以提出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而代表个人是无法提出议案的，因此需要至少再邀请29名代表在议案上签名。

    今天下午，上海团有11位代表向全团介绍了自己的议案。樊芸最后发言，她介绍，因为工作的需要她了解到我国现行的反垄断法存在种种与现实脱节的地方，学界也有诸多建议，认为反垄断法到了该修改的时候。

    为了搞清楚反垄断法究竟有哪些不足，樊芸成立了一个调研小组，不仅深入了解企业的需求，而且还专程到北京，和有反垄断职能的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座谈。她调研的这一年，正是国家发改委调查美国高通公司涉嫌垄断最胶着的时期，而她也因此了解到现行反垄断法的诸多短板。

    “反垄断法的修改刻不容缓，我有近万字的调查报告，如果要进一步了解，可以详聊，希望大家支持我。”介绍完自己的议案，樊芸开始穿梭在代表间，回答大家的提问。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花蓓叫住了樊芸，“你刚才在介绍中还提到行政垄断，是什么概念，是不是就是地方保护主义？”

    樊芸说，通常提到垄断，大家想到的都是价格垄断，或者占有市场支配地位，但现实中还有行政垄断。她向花蓓介绍说，比如，某个省，本省的车在境内通行就不收通行费，但外地车过境，就要收高额的过路费，这就是典型的行政垄断，也是反垄断法要规范的问题，但目前反垄断法处罚这类行为的力度还不够。

    花蓓说，“你这个说法，倒是让我对反垄断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支持你。”

    全国人大代表、东华大学经济发展与合作研究所所长严诚忠也对樊芸的议案很感兴趣，“你讲讲调研中，哪些垄断比较严重，国外都有哪些经验。”

    樊芸说，她研究了美国反垄断法，他们有一条值得学习的经验，就是垄断行为严重的要入刑，她提出的修改建议中也有这样的内容。

    就在樊芸穿梭解答的同时，也有代表向她介绍他们的议案，希望得到她的附议。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院长贾伟平就拉住樊芸，向她介绍自己的议案。贾伟平建议要加大对拐卖妇女儿童罪犯的处罚力度，而且建议买方也要接受处罚。

    贾伟平对樊芸说，“你也是位母亲，得支持法律加大对拐卖妇女儿童罪犯的处罚”。另一位代表在旁边附议说，“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作为母亲，我支持买方也负法律责任。”

    上海代表团工作人员袁令莉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上海代表团从2006年就开始“议案会签”。

    袁令莉说，在“议案会签”实行之前，出现过一些代表为了达到相关规定，只能在会议休息期间挨个到其他代表房间介绍议案，请求签名，而“议案会签”实行后则有效地提高了效率，也避免了代表在不了解议案内容的情况下就签名附议。

    在11位代表介绍议案情况后，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院长马兰就坐在座位上等待签名，不一会儿就签了七八份议案，不过她也不是来者不拒，“我签的肯定是我参加过人大代表集体调研的，或者是我比较熟悉、比较关心的领域，如果不熟悉我也不会签。”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邵志清是两届全国人大代表，他觉得“议案会签”这种方式很好，可以促进代表之间的交流，“更快取得共识，便于代表更好地履职”。

    “我曾经被拒签过，也拒签过别人”，邵志清说，但他并不觉得尴尬，“非常坦然”。曾经拒绝过他的代表理由是不太了解议案相关的情况，就不签了，他拒绝其他代表的理由是“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案在认识上不一样”。但不管是什么情况，大家都是为了各自的履职工作，“坚持自己的想法”。

    会议结束了，樊芸的29个签名，还差一点点，她说，不着急，离3月10日的议案提交截止的时间还有好几天，她还有时间去说服更多的代表支持她。这个过程中，她也可以根据大家的意见再完善。

    今年是樊芸做代表的第8个年头，她是第一次向大会提交议案。她说，这几年，她提过很多建议，但议案还是第一次，是她花了一年时间精心准备的，对得起议案这两个沉甸甸的字。

    本报北京3月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