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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9个多月，天津市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迎来了240多个考察团，最多的一天接待了8个，中央编办主任张纪南也先后去过3次。甚至，国外的一个联合考察团也慕名而至。
天津市滨海新区副区长、行政审批局局长张铁军心里清楚：好奇的外宾来到这里，观察的是中国政府向市场放权、促进投资和贸易便利化的举动和效果。
天津滨海新区已成为中国改革的一扇进行时窗口——关于改革的走向，首次出现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的表述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成为转变政府职能的“先手棋”。
2014年5月20日，滨海新区组建了专门的行政审批局，划转区发改委、财政局等18个部门的216项审批权限，实现“一枚印章管审批”。这是全国首家依法设立的行政审批局。这一年的9月1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此见证封存了109枚被淘汰的公章。
作为“简政放权的生动见证”，天津的这一箱公章后来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在整个中国，更多大大小小、浸润红色印迹的公章被革了“命”。天津在各区县推广了滨海新区的做法。到此考察过的宁夏银川市、湖北武汉东湖高新区、广西南宁开发区、河北威县等地也很快设立了行政审批局。
滨海新区的主政者曾担心那枚首创的“行政审批专用章”会遇阻，但他们发现，商务部、海关、林业部等部门对这枚新章的认定非常顺畅。
“我们是改革的最基层”，张铁军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240多个考察团背后，是热切推动改革的各级各地政府。
改革之后，滨海新区的行政审批事项从原有的216项压缩到173项。这里今年率先实现了单一窗口可办理任何审批。窗口一旦接件，“读秒”也即开始。审批时限超过三分之二就会亮起黄灯，超时则会引发红灯——以及随之而来的质询。审批从“拜多家庙的万里长征”，变成“进一个门的指日可待”。
为了杜绝权力寻租，这里审查、受理、批准环节分离，实行宽进严出。用张铁军的话来说：“不批准的笔”不能轻易落下。
不轻易落笔，不轻易伸手，政府自我约束、自我削权的感受，用李克强总理的话来说，“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两年前，李克强首次以总理身份会见采访全国两会的中外记者时，表达了“壮士断腕”的决心。
两年间，简政放权成了“持续的改革行动”。仅去年的40场国务院常务会议，就有21次部署了“简政放权”。在其中的一次会议上，李克强提醒官员们“不要贪恋手里那点小小的权力”。
据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吴知论介绍，国务院各部门的“权力清单”上，经过核实的全部行政审批事项共计1526项，到2014年年底，共取消和下放538项，两年时间，初步实现了任期内削减三分之一以上的目标。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张晓强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取消、下放，目的还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衡量简政放权，不能简单统计项数，还要看市场的实际效果。
放宽审批条件的全国商事制度改革于去年3月1日启动，市场用井喷式的增长来投票：全国新注册企业增幅近50%。“这就是看得见的效果。而这些企业对经济社会发展、增加就业的贡献比较明显。”张晓强委员说。
他同时提醒，改革仍有努力空间，改革难度会越来越大。“先放的往往是比较容易或者舍得放的，往后是难度大、舍不得放的。”
在滨海新区行政审批改革之前，时任滨海新区区长的全国人大代表宗国英曾逐一与18个部门负责人约谈，让他们了解改革意图，支持改革，划转权力。有的部门“谈的次数很多”。有负责人问他：拿走审批事项，我这个部门做什么？
“会批不会管”、“对审批迷恋、对监管迷茫”的现象出现了，更突出的是政府放权降低了“门槛”，有的“红顶中介”成为新的市场“拦路虎”。
据吴知论透露，他们调研中见过中介出具的两份报告，只是把报告封面的名字换了一下，从A机构变成B机构，内容一点没变。“目前正在做清理中介服务的工作，会有针对性的措施出台。”
今年，张晓强委员担任常务副理事长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喜迁新址。他专门了解了一下，从筹建新楼算起到最后搬入，总共盖了200多个章。“确实要盖很多很多章。”他不由得感慨。
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曾向张晓强提过，能不能以这个楼的审批过程作一个案例分析，研究一下政府在行政审批改革上还可以做哪些努力。
多年在原国家计委、国家发改委任职的张晓强，亲历过“什么都要审批”的计划经济年代，也经历了市场经济确立的过程。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他多次呼吁将一些领域的审批权交给市场。现在，他正在观察伴随改革而生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期待“一座楼200个章”的故事成为历史。
在天津滨海新区，送走109枚公章的张铁军和他的同事站在新的起点上。他记得去年李克强总理造访时叮嘱的那句话：“改革需要勇气和智慧。”
本报北京3月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