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全国两会,部长们都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很正,陈竺当卫生部长时说过:两会其间非常忙碌,要时常跑人大当“被告”(接受代表监督)。类似的还有,交通部长杨传堂说:家人连续三年摇号没摇上,也常用打车软件。民航局局长李家祥说:我坐飞机也被延误过。去年商务部长也吐槽过网购快递碰壁。无论是新闻发布会上,还是被记者围堵,部长们都不约而同地拿自己说事。
部长们的这种表达,既是一种示弱——分管的领域确实存在问题,部门确实有责任;也是一种公关——拿自己经历说事,将心比心,表达与公众站在一起面对问题,与公众一样有切肤之痛;更是一种共情,寄望能在共鸣中赢得更多的公众理解。部长也是人,也得过平常人油盐酱醋茶的日子。
卫生部长到医院看病也要自己排队挂号吗?民航局长坐飞机也会遭遇航班延误吗?领导手机里也会收到乱七八糟的骚扰短信和电话吗?交通部长也要像平民那样摇号买车吗?这些问题,或者是记者遇到部长时提出的,或者是民众在网上的吐槽。不知道大部长们有没有读懂这些追问背后真实的民意。民众这么问,不只是要一个“我也排队挂号”、“我也会被延误”的答案,更想表达的是对特权的焦虑不安。人们厌恶无故的航班延误,更厌恶延误可能是因特权导致;人们对医院挂号排长队很有意见,更有意见这边排长队,那边特权走后门。
大部长们去医院看病是不是需自己亲自排队,是不是确实也在摇号等车和承受延误,你信吗?我是信的,但肯定也有不少人不信。民众可能需要的不是这种“无法证实或证伪”的答案,更期待政府能以让公众看得见的方式消除特权,让民众不必在承受问题之外还焦虑特权腐败。无论是航空延误,还是医疗资源紧张,很多分析都指向其后的特权,到底飞机会不会等晚到的领导,到底摇号背后有没猫腻?能不能直接回应公众这些追问,赢得公众对制度的信任?
这些问题的背后,还隐藏着另一个层面的追问,有些问题可以共同担当,但另一些问题上能不能与民众站在一起?那些享受着福利分房的官员,能不能感受到被高房价困扰的年轻人之痛?为什么改革需要取消各种双轨制?因为多一个轨,就会隔断很多人心,无法同舟共济。
记得当年为解决矿难频发的问题,有关部门规定矿领导也得跟矿工一起下井——当时就有评论说,一起下井,不是为了共死,而是为了同生。人们追问部长自己的体验,不是为了追求“共患难”的心理平衡感,不是为了听大部长的“不快乐”从而让大家快乐快乐,而是一种民意的鞭策。公众需要听到部长的承诺,看到部门解决问题的时间表,民众需要参与到监督和治理中,把问题的解决朝前推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