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奖改革不能“雷声大雨点小”

    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上的一次发言之后，空军某试训基地工程师李鸿委员迎来了一位客人。

    3月4日，政协科协、科技界别联组讨论会上，她发了言。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参加了讨论。李鸿在发言中又一次谈到了国家科技奖励的改革问题，她形容国家科技评价体系和科技奖励制度改革“雷声大雨点小”。

    我国政府每年颁发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等国家科技奖。今年，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2015年将改革国家奖励制度。从2003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开始，李鸿就听到科技界别的委员们在呼吁奖励制度改革。

    这次，李鸿的发言过后没多久，国家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主任邹大挺就拜访了她。

    “这是一个进步。”李鸿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她本人也在政协会议上多年呼吁改革，起初是没有答复，后来有过客气的书面答复，今年是当面答复。

    2011年，李鸿参与了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志珍组织的60多人的调研组。2012年，她在两会上介绍了调研报告《推进我国科技评价体系及奖励制度改革的意见和建议》。那一年5月，李鸿接到了国家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的电话。应她的要求，这位工作人员给她发来了书面文件，表示已经采纳了她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在这份答复书里有个括弧，“此件不公开”。

    但在她看来，这份详尽的报告收效甚微。他们多年呼吁取消的科技进步奖依然存在，“跑奖要奖”的现象也依然存在，很多和奖励挂钩的利益也没有改掉。

    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授给了“透明计算”课题组，在科学界引起了很大争议。今年两会，与不少科技界的委员交流，李鸿发现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透明计算”为啥获奖？她认为，大家的一个疑点是，国家科技奖励的评审“不透明”。

    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田刚表示，自己对“透明计算”领域不了解，大家的意见主要在于，评审过程有值得商讨的地方。比如，引起争议以后，没有一个评委会成员出面解释。

    李鸿在自己的联组发言中举了“透明计算”的例子，认为这个案例反映了公众对评奖公正性的质疑。她强调，自己并非计算机领域专家，但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她觉得公布出来的信息，不足以支撑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分量。

    邹大挺主任告诉她，有的东西不能公布，因为涉及国家安全。对此，李鸿表示难以理解。她说，如果是一个涉密成果，可以不参加评奖。比如，去年最高科技奖的获得者，著名的“氢弹之父”于敏，是在氢弹爆破几十年以后才得奖的。

    邹大挺主任的另一个解释是，国家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没有收到任何有关“透明计算”项目的正式质疑和投诉。他们反复核查，程序上没有瑕疵。

    “我们的奖励制度，写在纸上的都很好，在执行的过程中异化了。”李鸿说。

    很多人都认为，“透明计算”事件，应该由评委来回答公众的质疑。但是，按照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有关条例，评委会名单是严格保密的。

    “这样原本是为了防止拉关系，以免影响评选结果。但评委名单完全不公开透明会导致责任意识的缺位，不利于学界和社会公众进行监督。”田刚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袁亚湘则以数学界著名的“菲尔兹奖”评选为例，指出评委名单事先严格保密，但是事后就会公布。

    目前国内的绝大多数奖项评定中，还没有建立起对评审专家及后果的约束机制。田刚建议国家科技奖励评审结束后，公开评委会名单，以接受公众监督，避免评委对错误结果的集体沉默。同时，要对评审专家进行制度约束，一旦发现明显偏袒、徇私舞弊等情况，应将其名字从专家库中删去。

    田刚担任过不少国际大奖的评委，在这些奖项的评选中，撰写授奖词所用的精力，远多于投票本身。他建议，对于重大国家科技奖项，评审委员会要撰写授奖证书，明确表述得奖人的科学贡献及其成果的意义和影响。

    一位曾经参加过国家自然科学奖评选的全国政协委员向中国青年报记者透露，自然科学奖的评选有三道程序：函评、小组评选和大评选。小组评选中，评委的主要工作就是看参选人员视频介绍项目，经过论证后，提交候选项目的名单。参与大评选的评委，在小组评选的基础上，投票决定最终的获奖名单。

    另一位参与了2014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大评选的全国人大代表透露，由于专业所限，自己并不了解所有评选项目。他之所以给“透明计算”投了一票，是因为相信小组评选的公正性。

    李鸿说，现有的评审，让评委在短时间内给几十上百个项目打分、排序，是不太现实的。对于应不应该公布评委名单，她也拿不定主意。李鸿希望评奖能够公开透明，又担心一旦公开评委名单，“跑奖”之风更盛。“怎么改，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