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欣一：将有违法治精神的东西送入历史

本报记者张国《中国青年报》（ 2015年03月13日 T02 版）

本报记者赵迪摄

当了7年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的许多建言都变成了现实，但他从来不敢居功。

“很多事情都是大家持续不断推动的。不可能是哪一个人提了个建议，就解决了一个问题。”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多年的履职生涯使他愈发相信这一点。

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劳动教养制度被废止的过程中，侯欣一是公认的积极的推动者。每年两会他都递交有关提案，闭会期间也在各种场合发声。很多人还记得他在一次政协委员联组会上的慷慨陈词——那次发言后，不少政协委员找他，要求在提案上联合署名。2013年年底，劳教制度正式走入了历史。

侯欣一说，这是多少年、多少人努力的结果，是一代代学者、一届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建言的结果，自己充其量是补了“临门一脚”。

对他来说，法学教授的职业和政协委员的平台是相近的：都是尽量将那些现实中、文件里有违法治精神的东西送入历史，捍卫宪法的尊严。

2014年12月4日，中国设立的第一个国家宪法日，侯欣一度过了“狂轰滥炸的一天”。他像过节一样收到了很多人的祝贺。有记者来到他所在的南开大学校园，跟拍他怎样度过这一天，因为那是“宪法日提倡者的宪法日”。

那一天侯欣一并没有特殊安排。他像往常一样给法学院的研究生上课，甚至都没有跟学生们提起宪法日——坐在教室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从2008年开始，侯欣一就在两会上倡议设立“宪法节”，在这件事情上，他是持续关注和推动时间最长的建言者。

2008年是侯欣一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第一年。关于“宪法节”，法学界有关的讨论早已有之，他打算把这个议题带到两会上。他跟同事、同学、同行征求了很多意见，最终决定动笔撰写那份提案。

提案得到了书面答复。司法部致函对他的建议表示感谢，并表示国家早已将每年的12月4日设为法制宣传日，而宪法的宣传是重头戏。

随后的6年里，侯欣一几乎每隔一年就交一次“宪法节”提案。去年，宪法日真的设立了。宪法成为整个国家的关键词。从官方到民间，举办了铺天盖地的座谈会、庆祝会和宣誓活动。除了收到赞美和祝贺，侯欣一也遇到了质疑：“这东西有什么用？”

侯欣一说，这是一种法治文化的培养。在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最难的不是制度，而是这个民族对法治文化的认同。中国人的骨子里相信道德秩序，不太相信法。要依靠文化的改变，让人们从当年“严打”中的“游街、砍头”的固定思维中，逐渐改变对法律的印象，喜欢上法律。

他原本的建议就是设立“宪法节”——让这一天真正成为国民的节日，让人们发自内心喜欢和尊重宪法。他还希望，在宪法日这天，可以尝试公民公休而公务员不放假，“彰显宪法对公权力的约束”。

“一个国家强调宪法，是一个强烈的、积极的信息。”他对记者说。

作为政协委员，侯欣一的建言并不总会遇到热烈的反馈。他有过很多“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的经历。2008年云南看守所里“躲猫猫事件”后，他开始提议将看守所脱离公安机关，交给司法行政部门，实现侦羁分离。

“很多冤假错案都是刑讯逼供导致的。”他说，将看守所脱离公安机关，能够解决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刑讯逼供的问题。

这个提案他迄今提了8年。其间，有主管部门的领导专门到天津跟他沟通。双方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他继续“死磕”。

有一年，在有高层领导参加的政协联组会上，主持人想把讨论的剩余时间留给领导。侯欣一立即站了起来，表示领导的讲话可以省一省，“这个时间应该让给我”。那一次，他掐着表，又一次谈起了“侦羁分离”。

这位法律史专业的学者说，自己原本离实务很远，但在政协委员的平台上研究真问题、解决真问题，会有一种“智力上的满足感”。他强调“在专业领域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