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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挑选“拔尖”学生的方式很有个性——不依据学习成绩好坏、也不依据某种超高难度的定向测试，完全由学生自愿报名成为“拔尖”学生。
“拔尖”学生特指那些被列入教育部“拔尖计划”的“最优秀学生”。这些人被寄予厚望——投身基础科学研究，努力使其成长为相关基础学科领域的领军人物，并逐步跻身国际一流科学家队伍。
从2010年开始，每一年，像复旦大学这样的高校，会在数千名入学新生中挑选80人成为“拔尖计划”的受益学生。针对这批“拔尖生”，教育部按照生均每年10万元的支持力度予以培养扶持。肩负这一使命的包括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等19所国内高校，共5500名学生入选，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科学、计算机学科5个领域。在已经毕业的首批500名毕业生中，95%的学生进入国内外名校继续深造。
每一所学校都被赋予了充分的自主权。“拔尖生”如何选拔培养、经费如何使用等均由学校自行决定。
拒绝行政思维，“散养”复旦学霸
“所有进入复旦大学的学生都是好学生。我们‘拔尖计划’的平台，不能做成一个封闭的班级，应该是偏散养型的。”复旦大学教务处处长徐雷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复旦大学在“拔尖计划”实行伊始，就决定要“散养”这些学霸，“单靠老师教，是教不出创新人才的”。
在复旦，每一名新生都被赋予充分的自主选择权。撇开高考分数不谈，“复旦新生”就是“拔尖计划”的报名入场券，每个人都可以申请加入该计划，也可以在未来选择退出该计划。前提是，你得在一群完全不认识的院士、知名教授面前，说服他们“我可以”。
实际上，“复旦拔尖计划”的受益者远不止教育部给定的80人名额。因为采取开放进出的“散养模式”，“实际受益者或许得再加个零”。
化学系09级本科生达佩玫正攻读博士学位，她大二时加入“拔尖计划”。她说，“拔尖计划”学生共会面临两次考核，其中入选一年后会进行第一次“中考”，学生可选择继续或退出，“人员总是在不断地变动”。
“拔尖生”平时都会和自己班里的同学一起上课，唯一不同的是，他们在课外，需要进入实验室课题组或者教授带队的“讨论班”参与科研。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陆一曾对16所“拔尖计划”试点高校进行调研。她告诉记者，把“拔尖生”聚集在一起、设立“拔尖班”班级进行集中培养的方法，在试点高校中“占绝对多数”。
“很庆幸，复旦没有用这种行政思维来培养未来的科学家。”在复旦的“拔尖计划”中，甚至找不到任何一项量化规定。没有规定一名院士一定要带多少个“拔尖生”，没有规定老师带“拔尖生”能获得多少物质奖励，也没有规定一名“拔尖生”究竟要发表多少篇论文才算对得起国家的培养。
“我们从没说过‘拔尖生’一定要发多少论文。发了论文就给奖励或者给提前毕业，不发论文就踢出拔尖计划，没有这样的特殊待遇。”徐雷很不愿意拿论文数量来谈“效果”，“这是长期的事，不设定短期目标。”
激发更多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
对复旦大学而言，培养像达佩玫一样，大二就进实验室并独立发表论文的学生，其实并非学校育人的“唯一目的”。激发更多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才是校方更乐于看到的。
数学系为此付出的，远超“拔尖计划”的要求。这个只有约90个在编教师的院系，如今每学期开设了30个课外讨论班，讨论内容涵盖了数学系的所有研究方向，约三分之一的数学系学生都参与其中。但实际上，数学系的“拔尖计划”名额只有20人。
“讨论班”原本只是一种针对“拔尖生”而设的“课外营养计划”，在学生课余时间进行，不算学生学分，只给老师很少的课时补贴。每个学期一个讨论班大约会聚集十来次，由老师设定或者学生提出一个命题，全班同学一起思考解答。
因为“拔尖计划”的开放性，“讨论班”越开越多，很多不在“拔尖计划”名单之上的学生也加入进来，并扩展到了现在的规模。
令数学系副教授姚一隽欣喜的是，“拔尖计划”在数学系实施以来，数学系“影子搭档”对学生的吸引力正在逐渐降低——20年前，进入数学系学习的学生，为的是将来能转计算机系；近10年，学数学的学生目标是“转金融”。
真正愿意在数学领域深耕下去的学生，在最近3～4年间逐渐变多。“每年毕业170人左右，其中三分之一出国深造，三分之一留国内读研，继续读书的学生中，选择读博的人数明显增加。”姚一隽觉得，“讨论班”激发了学生对数学的兴趣。
不刻意“拔苗”，让“未来的科学家”自己冒尖
2010年，刚刚回国不久的化学系教授郑耿锋收了一个“小徒弟”——大二学生达佩玫，这个小女孩通过“拔尖计划”进入他的实验室。最开始，她只是跟着郑耿锋门下的研究生一起做做实验、打打杂。
没几个月，达佩玫找到郑耿锋，说要开拓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大致是通过太阳能转化来分解水进而产生氢气能源。这个研究方向，包括郑耿峰本人在内的实验室所有成员过去都从未接触过。
“我觉得方向不错，大家可以一起试试。”郑耿峰告诉记者，这个过去从没接触过的研究方向，现在已经成为实验室里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
这种“领袖能力”，在陆一眼中，是当前各所高校“拔尖计划”中较为欠缺的一部分。她把这种能力叫做“自我报告的可迁移能力”，“他们（拔尖生）书面写作能力很强，但团队管理组织能力不是很强。学校的培养，侧重学科性的技能传授多一些，但对团体领袖型人物的培养方面不足。”
陆一认为，应该更多地让这些“未来科学家”自己冒尖，而不是刻意去“拔苗”。复旦“拔尖生”的主动选择、主动领导能力即是在这种“冒尖”过程中培养出来的。
“拔尖生”之一的物理系09级本科生林汉轩，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一年后决定回母校攻读博士学位。他说，伯克利物理系的本科生每周只有两个半天的课程，但有3～4个半天在实验室度过，“虽然比我们的普通本科生多出很多时间做实验，但却做不了科研”。相比之下，他更喜欢自己牵头做科研的感觉。
实际上，他在大二加入复旦“拔尖计划”之初，就找到了挑头做研究的感觉。“一个实验现象我没弄明白，就回头重做，重新设计实验步骤，找同学合作，再到处向同行或者外行汇报研究结果。”
2013年毕业的首批复旦“拔尖生”中的大多数都选择在国内外知名学府继续深造，这一比例远高于“拔尖计划”实施前相关学科毕业生求学深造的比例。
本报上海3月19日电
本报记者 王烨捷 周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