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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贵州省纪委通报了5起党员干部参赌涉赌问题。其中，罗其方担任遵义市委副书记、仁怀市委书记、桐梓县委书记、县长期间，经常与在桐梓、仁怀承揽工程的私企业主以打麻将等方式进行赌博，少则赢取3万至4万元，多则10万至20万元不等。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至2014年6月，罗其方通过与私营企业主打麻将获利200多万元。（《南方都市报》3月19日）
罗其方与承揽工程的私企业主赌博，从中获得巨额金钱的行为，不仅仅是违纪行为，更涉嫌犯罪。因为，罗本身是官员，掌握公权力，其可能为私企业主办事提供方便和为他们谋取利益，而私企业主则通过“赌博”的形式，为罗进行利益输送，输钱给他，这完全符合受贿罪的定义：“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只不过，送钱和收钱采取的是“赌博”这种特殊形式而已。因此，对罗其方不但要进行纪律处分，而且有必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以赌博形式实施行贿、受贿的案件，早已有之，也引起了最高司法机关的关注。最高法和最高检早在2005年《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就明确规定，“通过赌博或者为国家工作人员赌博提供资金的形式实施行贿、受贿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关于贿赂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例如，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毕玉玺，其敛财的手段之一，就是“玩牌”，从中收取下级、不法商人故意输给他的巨额现金。涉嫌行贿罪的犯罪嫌疑人兰某，通过赌博故意输给毕玉玺数十万元，得了个绰号“兰精光”。相关部门介绍，这几十万元被认定为受贿。
但是，通过赌博为官员进行利益输送，实施行受贿的行为，得到查处的，特别是以行贿罪、受贿罪被追究的很少，即便是查处了，往往也只是作为违纪处理，很少追究刑事责任。例如，媒体报道过这样一起案件，被告人交代：他喜欢打麻将，从1990年开始，他经常找有求于他的老板和自己的下属打麻将，赢多输少，很多时候甚至只赢不输，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几年来通过赌博获利二三十万元，但能查到记录的只有5万余元。最后，因为证据难取，这笔钱没有计入他的受贿数额，而是作为非法所得上缴了国库。
这类案件难以查处的原因在于，在赌博中官员有输有赢，很难查证，而且这类案件往往时间跨度长、次数较多、涉及面广，核实起来难度比较大。
对利用赌博来收受利益的官员，我们还是失之于宽，法律的规定也不完善。比如，司法解释对于以赌博形式进行利益输送的，要求仍然要查清官员主观上是否准备通过赌博来收钱，是否帮助他人谋取了利益。但是，这种主观上的动机很难认定，那些参赌官员经常辩解说，官员赢了老板的钱、上级赢了下级的钱，是运气好、水平高，而且有赢有输，根本谈不上什么“利用职务之便”。
所以，要堵住“赌博”这一利益输送的渠道，一方面，纪委要严肃查处官员参加赌博的行为，对于情节严重的，要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另一方面，也要求完善相关法律，对于官员与职务上有关联的人赌博，不管多少次数，也不管是否有赢有输，只要官员赢得数额达到一定标准，一律以受贿来追究刑事责任。
杨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