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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3月20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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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中国

昔日农民工记录“农民工的性之惑”

——访《农民工性生活:情迷都市》作者李铭

本报记者 蒋肖斌 《 中国青年报 》( 2015年03月20日   11 版)

    简陋的农民工宿舍。照片由李铭提供

    简易的夫妻房。照片由李铭提供

    “实拍留守妇女的不正常性生活”、“1女与8男子住同一工棚”、“农民工性交易,一次只需20元”……在网上搜索关键词“农民工性生活”,新闻报道总不自觉地带有猎奇的意味。当大量的维权声音关注的是欠薪、工伤等农民工的物质权利时,辽宁作家李铭的这本出版于2014年10月的纪实文学《农民工性生活:情迷都市》,几乎是第一次充满情感但又理性地掘开了“农民工性生活”这个不可言说的晦涩角落。

    对农民工来说,就连“性生活”这个词都是太“文明”的称谓。绝大多数农民工对自己的境遇没有抱怨,或者把这一切归结于“命运”。作者李铭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他们只要能按时拿到工钱,就心满意足,但恰恰是这种逆来顺受震撼了我。因为在十几年前,我也是一个农民工。”

    作者曾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工

    从1997年到2002年,李铭曾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工。每年正月十六过完年,他就扛着简单的行李卷出发去工地。“一年时间基本上是在工地度过的,哪有什么性生活?这样的话题很难启齿,我深知其中的苦涩。”

    《农民工性生活:情迷都市》记录了数十名农民工的经历,大部分是李铭“嵌入式采访”得来。“如果不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他们如何会给你讲这样隐私的事情。我在书中全部采用化名,也隐去了能推断他们身份的线索。”

    十几年后的李铭已经从一个农民工成为职业作家,骤然回到原来的生活状态,他发现这十年间,不论城镇还是乡村都变化巨大,“现在的建筑工地也不是十年前的状况,农民工性生活的苦可以说有所改善,比如有些地方建了探亲公寓和夫妻宿舍”。

    但在李铭看来,农民工的生存状况用“怵目惊心”来形容仍不为过。“没有保险、没有福利、没有退休金、没有法定节假日……比起这些来,性生活算什么呢?但农民工是正常的人,他们需要性的愉悦,不能因为出来打工就必须舍弃性。”

    李铭认为,要解决农民工性生活的问题,不能完全靠老板的“慈悲”。“老板的目的是赚钱,其他就得看各自的觉悟。我仅仅是把事实写出来,希望政府能面对农民工的性生活问题,不要放过这个盲区。”李铭说。

    “临时夫妻”、看黄碟、嫖娼……触目惊心的农民工性生活问题

    在采访过程中,让李铭意外的是,现在的农民工不再像以前那么“死心眼”,他们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解放”,正在通过自己能够找到的办法解决生理需求。但问题依然存在,在书中,李铭记录了因为偷窥而受伤的小木匠、找“小姐”上瘾而不愿意回家的老胡、因为买不起房子而和女朋友分手的保安小亮、为了保全工作被上司性骚扰的女服务员……

    本书的第四章特别讲到了“临时夫妻”的故事。这种现象十分隐秘,但真实地存在着。比起嫖娼的纯生理需求,这些走到一起的“临时夫妻”之间还有情感的牵绊。

    李铭遇到过一个大哥,和一个打工妹组成了“临时夫妻”。但在城市中暂时安稳的代价,是当他回到老家时无法面对妻子,每当过夫妻生活时,只能偷着用药解决。“生理需求解决了,心理却出了问题。”李铭说,“能够‘潇洒’面对这种畸形情感的农民工并不多。人是情感动物,一边是假戏真做的情感,一边是原来的婚姻,新的矛盾又产生了。”

    有些农民工不得已依靠看黄色录像、嫖娼等行为来排遣,但他们同时有着巨大心理压力。李铭说:“他们知道这样不对,但就像有瘾一样,一步一步往下走,身体上的亢奋带来的是精神上的萎靡。内心焦虑也同时出现:怕被家里人知道,无法向孩子和妻子交代;怕被警察抓住,罚款数额还不小。”10年前,李铭还在工地打工,当时看黄色录像的罚款是3000元,而工地上农民工的一年收入不过4000多元。“冒着这样大的风险,你说农民工的内心有多恐惧?”

    李铭曾经跟着工友们去一个朋友家看黄色录像。“我们几个不找‘小姐’,也没有别的渠道,只能偷着看黄色录像。朋友的妻子懂得我们的苦涩,每次都借口躲出去。”李铭说,“那天我走出他们家,看到她在细雨中耐心地站着,等我们结束。我的心是疼的。这样的感动,稀释了欲望的肆虐,让美好的情感开始回归。”

    农民工的精神生活也处于饥渴状态

    在《农民工性生活:情迷都市》一书中,李铭经常引用农民工自己创作的一些诗歌和歌词。《背包》写道:“你混入人群中,去工厂,去建筑工地……背包里背着妻子的思念、儿子的盼望、老娘的牵挂——还有一个男人的责任。”《大路朝天》写道:“我知道,远方暮色正在降临……这时候,生活才如同章鱼的触角,一点儿一点儿深入我们的身体,活成流水线之外不再按部就班的那一部分。”

    李铭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农民工里面,多才多艺的人很多,在他的打工经历中就遇到过很多这样的能人。“下工以后,大家就一起唱啊跳啊,很多歌曲都是他们自己作词作曲。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文学创作,所以有心记录了很多。”

    李铭回忆,早些年,工地边上常有一些唱歌的摊位,一块钱能唱一首,工友们下了班就去那儿玩,唱得最多的就是打工歌曲;台球厅的生意也很红火,录像厅更是场场爆满。李铭说:“农民工绝对需要精神生活、文化生活。但这一切就像他们的性生活一样,也处于饥渴状态。”

    李铭说:“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是因为劳动的枯燥、精神生活的枯燥,才导致农民工的注意力太过集中在性生活上。如果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经常为农民工组织一些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像露天电影、纳凉晚会、广场演出,分散农民工的注意力,性生活的压力也能相对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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