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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官的大脑与我们有何不同？”看到自己的研究被媒体冠上这个标题时，李纾吓了一跳。
这位中国科学院心理所教授原本发布的成果是“公平准则受金钱调节的神经基础”，拥有“客观严谨的结论”。
那段时间，李纾成了不少网民抨击的对象。在试图让公众理解自己的研究领域方面，他变得不那么信任媒体。
被媒体误读、夸大科研成果并非中国科普受到的唯一阻力。
最近，由泛科技主题网站果壳网制作的视频《是什么阻碍了中国科研工作者参与科普》发布。
“全世界所有论文里，有五十几万的中国作者。”与视频配套的调研报告开篇便提到，仅2014年一年，中国的科学研究者发表的SCI论文数量便达到23.64万篇，位列世界第二位。但如此庞大的科普资源并没有催生出多少优秀的科普作品。
两天前，作为视频首发仪式的“科学人之夜”活动在北京自然博物馆举行。北京大学前校长许智宏、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院长施一公等30多位各科研领域顶尖研究者会聚一堂。
“我的父母，也总被那些虚假的医药小广告骗到，这说明我们要做的工作还非常多。”站在自然博物馆的前厅里，以“Doctor 魏”闻名的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魏坤琳自嘲道。
中国那么多科技工作者的声音，到哪里去了
作为果壳网特聘科学顾问之一，被戏称为“中国最帅教授”的魏坤琳一直致力于通过网络平台进行科普宣传。
在他的北大同事、另一位心理学专家毛利华看来，科普是任何一个搞科学的人都有责任去做的事情。就许多研究结果而言，如果公众对其缺乏了解，可能造成不良的后果。
自去年9月起，果壳网用半年时间进行调研。调查问卷在其官网首页和官方微博上被推广，部分科研工作者、政府机构与学会的科普联系人、高校新闻中心、科技企业公关部门和医院的临床医生被直接联络。最终，这个项目收回1539份有效的调查问卷。
根据这些问卷提供的数据，只有不到一半的科研人员参与了科普工作。而愿意每周至少花半天以上传播科学知识和研究成果的，甚至还不到一成。
尽管曾经写过科普文章，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徐星还是承认，比起科普文，他觉得“科学论文更加好写”。
在去年年底接受果壳网调研采访时，徐星就曾表示，作为受过专业学术训练的科研人员，把研究流程和数据严谨地罗列成文章，对他来说“十分容易”，但写一篇流畅、准确的科普文，则让他感到“没有把握，一不小心就会出错，反而误导了大众”。
中国农业科学院张春晖教授和他的团队，每年都会在《中国食品报》上发文章，做“科普宣传”。
“土鸡蛋是否比普通鸡蛋更好吃更营养？”“面粉是否越白越好？”这类话题本身是读者所关注的，但这位教授也承认，文章的影响力并不大。
他表示，“大部分老百姓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接收的信息很混乱，容易盲从”。
在一些提供科学信息的网站上，有网友评论道：“朋友圈里全是什么东西不能吃、身上哪个部位代表哪个器官、放洋葱在房间里会治疗癌症之类‘转烂了的谣言’。”还有网友感慨，“经济倒是进步了，科盲数却几何级增长了。”
“中国那么多科技工作者的声音，到哪里去了呢？”果壳网在调研报告中呼吁。
著名科学家、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王渝生教授就曾表示，科普书籍是比以前多，看上去也一片繁荣，但许多图书是知识和图画的拼凑。科普创作，尤其是面向青少年的科普创作跟不上，“甚至还不如五六十年代”。
“追忆美好过去”的并不只有科学家，也包括科普作家。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认为，现在的科普环境远远不如上世纪80年代。
“以前很多报纸都有科普的版面，我们经常在上面发科普的文章，现在呢，还有几家报纸有科学稿件的容身处？”科普作家陶世龙说。
对目前流行的一些网络科普平台，毛利华认为还是“有局限性”。尽管能够吸引年轻受众，但缺少“新的方式”，距“全民科普”有一定距离。
科学家做科普没动力
随着科学人之夜活动上视频的播放，越来越多的数据得以呈现，也有更多问题被摆在眼前。比如，只有三成受访者认为科普对自己有利，只有26%的受访者会通过大众媒体了解科学研究的信息。
毛利华坐在前排，这位心理学家脑袋里不断翻涌出新的感慨。
在他看来，目前的科普环境并不好，专家被戏称为“砖”家，每每出来科普，正确的，被大家认为理所当然，可一不留神被人抓住话柄，就会被公众和其他专家“拍砖”。科学家因此变得异常谨慎，骗子趁机到处散布谎言。
“我是一个严谨的科学家，名声是很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如果出来面向公众的话，就有可能要冒着毁掉名誉的风险。这样就让那些没有什么科学素养的人钻了空子。”毛利华说。
去年10月，中山大学颜光美团队发表一篇提示M1病毒具有抑制肿瘤潜力研究论文。然而媒体报道的标题则是“发现专杀癌细胞的逆天好病毒”。
一时间，不仅药物股票大涨，研究团队的成员还不得不面对数以千计的邮件、电话和登门拜访，“影响了正常的研究秩序”。事实上，该研究成果，距离临床应用还有很远的距离。
重压之下，颜光美团队从此以后，和媒体打起交道来，都不得不“十二分小心”。
同样被媒体误读和炒作研究成果的李纾则表示，“如果有足够的时间精力，且媒体‘把关严格’，我仍愿意涉足科普。”这位教授小心地加上了两个条件。
在张春晖看来，科研工作者更擅长的还是研究，像老一辈科学家竺可桢那样既擅长科研、又能写出《竺可桢科普创作选集》这样打动人的科普文章的研究者，少之又少。在科普方面，只能“以给大众提供数据为主”，很难有更多的精力专门从事科普工作。
在果壳网的调研报告中，这是将近三分之二受访者的共同感受。对数据进行分析后，调研报告得出结论，阻碍中国科学人传播科学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担忧被媒体曲解、考核体制不鼓励、缺乏发声渠道。
比起国外的科学人，中国的科学人更不信任媒体。美英法德日的科学家里，57%认为自己和媒体最近一次打交道的感觉“主要是愉快的”，46%认为媒体宣传对他们的事业发展有着“主要是正面”的影响。可是在中国，65%的受访者则认为，“媒体会夸大其词或断章取义”。
同时，在目前的科研考核体制中，没有针对科普的部分，“科学家做科普没有动力”。
对科研工作者来说，把研究成果用一种通俗而又准确的方式描述出来，这本身是一个很耗费精力的事情，而学校和研究所对科研人员的要求在于发表的文章数量和拿到的科研基金等等。
“大家都得把精力放在这些事上，所以说这个环境本身也没有去鼓励科普的行为。”毛利华说。
除此之外，社会大众的关注度也让科学家和科普作家们忧心。
有网友曾在网络论坛中发帖子“求助”。每当他买了《博物》、《中国国家地理》类的科学杂志，家人总会批评他“浪费钱”。“看科普课外书没用吗？”他纳闷地问网友。
科普文也能点击率高居榜首一个星期
“阻碍中国科学人传播科学的那三个原因，其实都是可以解决的。” 吴欧紧紧攥着手里的演讲稿，把“可以解决”这个观点，反复念叨了三四遍。
作为果壳网科学人栏目主编，吴欧站在台上，临时换了一份演讲稿。她没有按照原计划“空泛地谈理念”，而是讲了3个果壳网和科学家沟通、共同进行科普的例子。
其中一个，是关于一种疏水新材料的进展，研究者使用了诙谐易懂的语言，以及视频、图像等多种“炫酷”方式来组稿，让一篇本来比较晦涩、很难引起关注的材料学科普文，在网上的点击率“高居榜首一个星期”。
在调研中，近六成受访人认为，“科研圈缺少把声音传递到公众的渠道”，对此吴欧表示，这说明包括果壳网在内的科普平台，都还“做得不够好”，需要更努力，“让更多人看到我们”。
徐星也提到，近些年，国家设置了专门的科普类奖项，鼓励科普创作，但目前看来，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阅读习惯，以网络和手机平台为主。传统的科普图书、杂志，影响力越来越小。
他表示，如果有合适的渠道，科研工作者们都会“兴趣盎然”地参与科普。受欢迎的渠道包括文章、图书、电视节目、讲座，当然也包括新媒体。
据这次活动的一位负责人介绍，在国外，严谨正规的科普宣传渗透在生活的各个角落。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药品主页，左上方占据屏幕三分之二大小的流媒体图片栏里，4个宣传专题，全都是指导民众如何用药。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几乎每个月都会发布用药安全的科普专题。
“科普、科学讲座之类的活动，目前还没有形成社会风气，但已经开始有变化了，这需要一步一步来。”徐星说。
对于大众的科学接受能力，毛利华则抱着乐观的态度。在他看来，人们仍然是“比较相信科学的”，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应该建立合适的、有影响力的方式和权威的平台来进行科普。
“公众媒体不太适合做科普，但是那些偏科学偏专业的媒体，不妨联合起来在国家的统一调配下从各个方面给大众进行一下科普。”毛利华说。
这条建议当场就找到了完美的例证。
3月23日晚上的活动现场，北京自然博物馆报告厅内顶尖科学家云集。主持人拿着长长的名单，逐个介绍嘉宾。
尽管不乏掌声，但现场的气氛始终挺清淡。直到主持人念出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的名字。
全场忽然掌声雷动，因为在探月计划得到各大媒体密集而热烈地报道后，这位“嫦娥之父”的大名，早已人尽皆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