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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里亚与国内有8小时的时差。在利比里亚，我的作息时间几乎‘全天候’。白天拍摄采访，晚上写稿、编辑图像，到凌晨1点时，国内刚好早上9点上班。我抓住这个时机，与国内媒体编辑记者沟通、传稿、修改，商量第二天或者下一步的报道选题，经常到凌晨三四点才能休息，几个小时后又直奔新的采访现场。”
这是张远军在利比里亚66天的工作节奏。
张远军是第三军医大学政治部的一名干部，但在随解放军首批援助利比里亚抗击埃博拉医疗队到达利比里亚后，他的角色变成了一名“战地记者”。
已随医疗队凯旋回国的张远军，谈起这段“非常岁月”，难掩兴奋的表情。他告诉笔者，利比里亚网络条件极差，海事卫星传送速度慢且费用太贵，而视频、图片新闻的数据量又很大，一条稿子至少有五六百兆。为此，他常常“微信”老婆定时打电话吵醒“一挨床就睡着”的自己，以检查邮件是否成功发送。
2014年12月23日，中国援利诊疗中心确诊了第一例埃博拉患者，随后接连收治了5名埃博拉确诊病人。按医疗队的制度，一天3次查房，每名队员每天只能进入“高毒”污染病区1次。在紧张的救治中，张远军发现队员们屡屡“犯规”：几乎时时刻刻都有人进入病区，平均一名队员每天要进去两三次。“着防护服在病房不能超过两个小时”，连医疗队首席专家毛青都曾带头“违反”，毛青和队员在病房里一待就是3个小时。
“最让我难忘的，是儿科医生陈盛与队友救治5个月婴儿的10天10夜。有一个晚上，他们半夜12点开始给这个确诊婴儿补液，到次日早上8点，其间一共进去3次，每次两个小时，连续3次穿脱防护服。5个月大的婴儿，在连续高热39摄氏度的情况下，生命维持了10天，已是奇迹。”张远军回忆。
看着疲惫不堪的医疗队员，张远军心中萌生了一个想法：要与战友并肩战斗，到一线去！进病房去！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张远军的请战都被医疗队领导驳回：“不行，这不安全，非医护人员不能进入病房。”张远军“不服气”：“他们是军人，我也是军人；他们都能安全地出入污染区，我也一定能！”他反复向领导陈述理由：“如果我固守所谓的‘本分’，最终只是健康平安地回国，没有人批评，没有人责怪，甚至依然是一名‘抗埃’勇士；但我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不但穿着一身军装，肩上更是担着国家和人民赋予的重任和期盼，他们都渴望听到我们这支队伍传出的胜利的声音！”
2015年1月7日，首席专家毛青终于被说动，同意张远军在总护士长游建平的监督帮助下进入病房，成功拍下了救治埃博拉患者的第一手资料。在现场，身着11件防护装备的他，终于切身感受到队员们所形容的那种“难受”：汗水流进眼睛、湿透口罩，气味刺鼻，呼吸困难，嗓子又疼又痒，大脑不时出现“空白”。那天，他抗着摄像机，在污染区拍摄、采访了两个多小时。
1月15日晚，《抗击埃博拉病毒22天，3名患者病愈》在央视《新闻联播》“行进中国·精彩故事”栏目播出，时长3分35秒；1月28日，《抗埃手记:10个昼夜的生死相伴》再上《新闻联播》，时长3分55秒，报道中，儿科医生陈盛讲述救治埃博拉患儿的过程的镜头令人印象深刻。
“解放军援利抗埃医疗队抵达利比里亚并入驻SKD体育场”、“诊疗中心建成彰显‘中国速度’”、“中心确诊首例埃博拉病人”，“3名确诊患者康复出院”、持续与国内外30多家新闻媒体对接、刊播新闻稿件550多篇（条），由他牵头完成的《CHINA ETU》英文版宣传片，也被送到路透社、欧洲新闻电视台等国际主流媒体刊播。在张远军和战友们的努力中，中国军人的担当和中国军医的仁心大爱得以源源不断地向公众展示。“这让我很有成就感。”他说。
李燕燕 徐虎 胡红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