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千余万 为何只判15年

    一审公开审理近3个月后，备受舆论关注的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受贿案一审判决。

    4月7日上午，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该案。判决书称，季建业非法收受财物1132.089318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二百万元。被告人季建业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消息既出，中国青年报记者浏览各大新闻网站相关评论跟帖发现，“太轻了”、“不认同”、“出乎意料”等声音不绝于耳。

    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判决结果作出如下解释：“案发后季建业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所得赃款赃物全部退缴，认罪悔罪，对其可从轻处罚。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中国青年报记者致电季建业的辩护律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谢望原教授，他表示感谢关注，对判决结果不便作更多评价。

    梳理以往高官贪腐案例，季建业案判决结果并非特例。2015年2月28日，山东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审理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案，判决书称，倪发科非法收受财物1296.71271万元，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个人受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在平常司法实践中，季建业案受贿上千万被判处十五年，而且以单独罪名受罚，应当说比较少见，但不能说是最轻的。这是根据具体案情确定的，并非特殊照顾。”北京市律师协会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张青松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长期以来，民众对高官贪腐行为非常痛恨，加之近几年来高官贪腐数额巨大，季建业案数额虽不是最大的，但足够震撼，所以一般民众会觉得这样的量刑从轻，反差大。”张青松说。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文华教授看来，不能简单以受贿数额判断案件判决结果“轻”还是“重”。

    王文华解释，同样是职务犯罪行为，贪污罪和受贿罪尽管适用同一个条文的量刑规定，然而由于这两个罪性质的不同导致定罪量刑的考量因素存在差别，贪污罪的本质是侵犯公共财产权，所以数额是更重要的标准。而受贿罪的本质是权钱交易，因此数额在受贿罪中是重要依据，但绝不是唯一依据。

    “行为人有没有违背职权、违背信任，有没有徇私枉法，为他人谋取的是正当利益还是不正当利益，其受贿行为有没有给国家、人民、社会造成重大损失等，这些都是量刑时需要综合考虑的因素。”王文华解释说。

    王文华指出，季建业案辩护人谈到季建业本人有坦白情节。王文华解释，刑法修正案（八）67条第三款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将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刑法化、法定化，具体到季建业案，法院应该是充分考虑了这一因素。”王文华说。

    他同时指出，不排除还有一种因素可能被考虑，即被告对当地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的推动作用，“这是酌定量刑的情节，酌定量刑情节包括罪前情节，其中有被告人的一贯表现，具体由法官裁量”。

    与季建业案罪名、受贿数额相近的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案，于2013年5月3日一审宣判，黄胜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该案中，黄胜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1223万余元。

    “这两个受贿罪法律适用的纠结点实际上是要不要判无期。不能简单地将受贿数额同法定最高刑进行攀比，应当考虑到受贿罪犯罪成因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各个案件的差异，不能绝对地拿两个案件的受贿数额进行比较，这其中存在着不同案件具体事实、情节的差别。”王文华说。

    王文华对公众希望严厉打击官员腐败行为表示理解，“毕竟官员腐败剥夺了老百姓的很多上升空间和经济利益，但是对腐败犯罪案件的关注和比对需要理性，应当是基于完整事实的，不能简单比较不同案件的数额，要对案件的方方面面进行全面比较，才能得出更稳妥的结论”。

    具体到季案，对于“是否对高官法外施恩”的猜测，王文华表示，我国刑法规定有罪责刑均衡、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等基本原则，司法过程中不能打折扣，不能因被告人的特殊身份，对其从轻发落，“我国封建社会有‘官当’制度，可以以官抵刑，如果现在还这样，那就是一种倒退”。

    张青松说，从积极角度看，该案提供了另外一种信号：“之前的运动式执法一般都惩处得较严格，季案判决结果体现出法院在案件审判过程中确实独立行使审判权，从依法治国背景看，中央给了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空间，法院完全通过自己的判断、裁量作出判决，这是乐观的信号。”

    “我们希望司法行为不受任何的政绩运动或运动风暴的影响。一方面反腐要有更大力度，另一方面反腐应更理性更常规，而不是风暴一来杀一批，过一段时间不管，这样对我国的吏治整顿和法治建设都不是好事情。一切回归理性，对长治久安和法治建设更是一个好消息。”张青松说。

    王文华介绍，关于贪污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法学界在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出台前后有过深入探讨，不仅有司法工作人员，而且有立法工作人员参与。

    “我们不仅关注处罚，同时也探讨如何对贪污贿赂犯罪的预防问题。只有花大力气扎紧、扎牢篱笆，才不会使官员最后陷入腐败的泥潭。刑法是最后一道防线，前面的防线需要完善个人财产申报等相关制度，以及各个行业的廉洁制度规定等纪律约束，前面的防线如果做得好，可以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王文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