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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行能得到这么多国家和地区的认同，让人意想不到。就在一年前，很多人还抱着观望、怀疑的态度。这个结果可以说具有突破性意义，来之不易。”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曹红辉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
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设立亚投行，其目的在于支持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截至2015年4月5日，亚投行扩围至55个成员。
然而，有了朋友圈只是向前的第一步。曹红辉说，亚投行的路才刚刚开始，后面还有更大的挑战。“亚投行如何建立高效的管理架构，如何吸引高层次的金融人才，如何设定合理的议事规则，都将是很大的挑战，而它如何在融合创新中为世界经济治理探出一条新路，更是实质性的挑战。”
弥补数千亿美元的亚洲基建资金缺口
在曹红辉看来，亚投行是应运而生。近年来，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亚洲。
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未来8至10年，亚洲基础设施的资金需求每年将达到7300亿美元。可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每年能有效供给的仅为几百亿美元，而且附带人权、环保等各种附加条件。为了扩大亚洲区域基础设施融资能力，各方动议频出，诸如建立东盟基础设施融资机制、东北亚发展银行等，却又受限于种种条件，难以付诸实践。
“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巨大，是亚投行筹建和获得点赞的基本原因。”他说，亚投行的成立与运营将有望弥补这一资金缺口，为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提供较为充足的资金支持，改善它们的基础设施条件，促进地区互联互通，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中国也有内在需求。更早的时候，中国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而这个构想的实施则需要一个金融平台作为支撑。现在，这个金融平台有了，就是亚投行。
另外，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全球金融治理存在的问题。过去20年中，新兴国家迅速崛起，虽尚不能和美欧等量齐观，但差距却已大大缩小。这客观上要求改变世界的格局。然而，时至今日，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却基本上延续了二战后的安排，由发达国家主导。这引起了世界许多国家的不满。
以中国为例。在现有多边机构中，中国都处于相对被低估的地位。创建于1966年的亚洲开发银行，67个成员国中有48个国家来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而日本和美国目前是最大的股东，分别持股15.7%和15.6%，中国持股仅为5.5%。2010年，20国会议一致同意改革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超过6%的份额，提升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但最终结果是，美国国会拒绝批准这个方案，改革无疾而终。
既然现有体系无法满足各方的需求，中国试着另辟蹊径。
为何被追捧
3月12日，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宣布，英国将加入“中国版的世界银行”——亚投行。这颇出人意料。因为“此举无视美国压力和英国本国外交人士的劝告”。它还引发法、德、意等欧洲国家群起效仿。亚投行一时风头无两。
有报道称，英国多名官员一致认为，“我们加入的话又有什么可损失的呢？”
事实上，加入亚投行不仅没有可损失的，而且还将会大有裨益。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一直关注着亚投行的进展。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有这么多国家捧场，的确超乎自己的预期。不过，细想之下这也在情理之中。
“过去30年，凡是搭上中国经济快车的，都有不错的发展；凡是不和中国玩儿的，大多陷入了长久的迷失。未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虽然速度上稍有放缓，但是前景仍然乐观，而且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在亚洲的辐射力越来越大，势必带动地区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加入亚投行，分享中国乃至亚洲的发展，无疑是个好主意，对自身经济复苏乏力的欧洲更是如此。”他说。
现在，欧洲的日子不好过。经济整体表现不佳，1％的预期增长率也无法实现。通缩风险近在眼前，通胀水平一直未达到欧洲央行设定的低于但接近2%的目标，2014年12月通胀率更是出现5年来首次负值。尽管欧洲央行在今年年初大幅放水，企图重振雄风，可是人们却并不十分看好。欧洲迫切希望找到经济增长的新路径。
“加入亚投行即意味着巨大的市场，巨大的商机，巨大的投资空间。在如此巨大的诱惑面前，谁能不心动？虽然美国的态度不能完全不理，但是本国的利益更加不能不顾。大家都想抓住和中国加强全方位合作、实现共赢式发展的机会。这是亚投行朋友圈迅速扩大的重要原因。”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说。
曹红辉则指出，亚投行势必会促进亚洲地区经济的复苏，客观上也将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具有丰富国际事务协调与区域合作经验的欧洲人，应该更清楚其中道理。
会有一段痛苦历程
就在亚投行呼朋引伴之时，斯里兰卡却以不公平交易为由，叫停科伦坡港城项目。斯里兰卡是“一带一路”上的关键国家，科伦坡港城则是中国投资14亿美元的大项目。此种波折引起了人们的忧虑。有人以此提醒亚投行，前方的路并不平坦。
对此，宗良说，“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国家非常多样，文化不同，宗教不同，制度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如何跨越层层阻碍共同发展，将是考验中国政府智慧的事。而在亚投行内部，成员国来自各大洲，诉求不一，背景不一，如何协调一致、互相信任、共同谋利，不是件容易的事。
曹红辉则说得更为直接，亚投行大部分投资目标国都属欠发达，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国家治理能力偏低，政治不稳定，甚至面临着地缘政治冲突、宗教民族冲突和恐怖主义危胁，怎么维护这些基础建设投资项目的安全性并稳定地运营、管理，是今后亚投行要解决的重要任务。
在标准普尔、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对各国国家主权的信用评级中，不少亚洲国家信誉评级都在B级以下。
史汀生中心研究员孙云则提出，亚投行尚未形成固定的融资模式。中国可以动用外汇储备或发行特别国债为亚投行项目融资，但亚投行的其他成员国却很难有这样的财政灵活度。尽管同业拆解、PPP（公私合营模式）等都有可能成为亚投行的融资模式，但观察人士认为，由于缺少有力的信用评级和贷款担保制度，亚投行未来的融资可能会遇到一定阻碍。
亚投行的定位是多边商业银行，而非发展援助机构，这也意味着亚投行要追求一定的投资回报。而其设定的领域又是周期长，融资额度大，盈利困难的基础设施建设，加之上述地区地缘政治经济风险等，就更需考验能力和水平了。这对于一个新生机构而言，无疑会有一段痛苦历程。
曹红辉还表示，亚投行如何融入现有国际金融体系是另一个考验。“亚投行对现有的国际金融组织如世行、亚行等，以及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商业化的金融机构产生深远影响，因为它由各国主权的信用构成，它的债券发行信用评级的水平和标准，会影响到各国金融市场发行的基准、基准利润的水平，这个影响也是深远的。对亚投行来讲，如何去管控资本市场在资产和负债两端的效率，如何控制风险，本身也是一个挑战”。
怎么建设好亚投行
中国是否有能力挑起大梁，成功地运营亚投行，一直备受外界质疑。毕竟中国没有运营多边开发机构的经验、项目、知识储备以及相应的体制机制。
对此，有研究者认为，亚投行当学习与创新并重。有学者指出，亚投行应自我定义为“学生”，在向“老师们”学习的过程中，主动进行蹉商，与领先的多边开发银行建立一个基于基础设施投资的长效合作机制，使得不同范畴和区域的多边发展机构相互融合，共同发展。
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近日也表示，亚投行将是由所有成员国通力合作共创的新型多边金融机构，将会广泛代表各个成员国的利益，充分借鉴现有多边发展机构的良好做法和经验，同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
“3月上旬，亚投行的临时秘书处组织了亚投行运行政策的研讨，来自世界银行等4个多边开发机构，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36个国家和私营机构，知名智库的100多位代表参加了研讨会，我们有决心制造良好的安全保障政策，我们更有决心把他们在实际的投资中落实好、执行好，亚投行对世界银行、亚行是一个补充，而不是替代，是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完善和推进，而不是颠覆。”金立群说。
金立群还表示，“亚洲大陆茫茫大地一望无际，太平洋印度洋浩浩荡荡，完全容得下所有的这些机构，我们相信绝不会发生互相踩踏的事件”。
不过，亚投行也不会照搬某种现成模式。在近日举办的“2015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提到，亚投行满足亚洲融资需求的一个前提是“遵照最佳实践”。这立即遭到了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的反驳，他不赞同“最佳实践”这个说法。他认为西方的一些规则并非最佳，有些做法比较官僚，这也是现有多边金融机构要改革的原因。
在理念、治理机制和融资政策方面，亚投行已有明确的定位。在理念构建上，亚投行所支持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手段，其最终目的是以发展、平等和包容促进人类共同的繁荣。
曹红辉说，亚投行在第一回合得分，是赢在“道”上，而非是“策”有多高明，未来它将继续秉承“合作共赢，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精神，与各国一起建立利益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如此才会走得更远更好。
本报记者 董伟 实习生 段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