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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师范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主任席小华，是青少年事务社工领域著名的学者和实践者。近日，她走访了瑞典和英国这两个经济发达、青少年社工队伍建设也很完善的国家。
回国之后，席小华很快开始带领团队研究“少年牢霸”这个过去被长期忽略的问题。对这一新问题研究的灵感，来源于访问获得的诸多启示之一：社工研究必须拒绝“高大上”，但求“接地气”。
“为什么是社工”的质疑怎样回应
“为什么是你们社工，而不是别人？”
这个问题，席小华听了一二十年。从当初的自己到如今自己的弟子，服务对象对这个职业的不了解甚至质疑，几乎每一个职业社工都会遭遇。
回答这个问题，真有这么难吗？
席小华心里的答案是肯定的。其实，不光是服务对象，很多时候，就连社工自己也说不清楚社工到底是干什么的。自然，社工的服务对象到底是哪些人、社工该如何赢得社会尊重等问题也一直困扰着这个行业。
在席小华看来，社工开展具体的服务应该是整个体系中微观的部分，而青少年事务社工相关机构的设置是体系的中观部分，宏观层面则是国家制度中犯罪少年的福利体系。正因如此，若要回应“为什么是社工”的质疑，应该先从宏观的层面入手。
席小华注意到，在国家层面，瑞典拥有完整的犯罪少年福利体系。而为了执行这些制度，有了瑞典社会福利局这一国家机构。机构之下，又有各式各样的项目组和工作人员专为不同的青少年提供专业而有针对性的服务。
“就是在宏观——中观——微观不断细化的过程中，确定了社工的具体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席小华说。
她打了个比方。比如，要为一名犯罪青少年提供服务，首先在制度层面能找到开展服务的依据，而在瑞典社会福利局里，“斯德哥尔摩的未来”这一专为犯罪青少年服务的项目组，会有针对性地制定一些服务内容。延伸到直接与犯罪青少年打交道的社工，又有针对有轻微违法行为青少年的社会秘书及针对有严重违法行为青少年的特别资格联络人。
这些分布于社区、服务中心的社工将直接面对犯罪青少年，也将直接回应“为什么是社工，而不是别人”的质疑。
瑞典完善的体系也给了席小华启示。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我国青少年社会服务相关条例的空白着实给社工行业的从业者出了道难题。因为我国相关福利制度、机构建设都并未完成，因此，社工仍面临着“不知去哪儿干活”、“该服务谁”的困惑。
她就此建议，国家出台青少年社会服务相关条例，对发展、预防、补救的内容和对象作出界定，把岗位设置确定下来，“让读社工专业的孩子至少明确就业方向”。同时，从国家到地方搭设机构，来执行这些制度。
这位有着多年实践经验的社工专家呼吁：“这件事情需要政府和全社会的关心和跟进。”
社工研究要拒绝“高大上”，但求“接地气”
作为一名高校社工专业的学者，席小华格外关注一个问题：社工专业的研究成果究竟如何才能真正“走出深闺”？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过去，高校社工专业的研究成果普遍体现出“高大上”的特点。总结起来，“都是一些自认为很高端的研究，其实对社工和服务对象没什么帮助，更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这位副教授说，这些有点儿“飘在空中”的研究成果发表后，大多也都“被锁进了柜子”，再无面世的机会。
席小华很想知道，在青少年事务社工体系完整健全的瑞典和英国，研究人员的成果是否能实打实发挥用处，摆到每一个社工的案头？
结果令她连呼惊喜。在人口不到1000万的瑞典，却有一个由140名学者和研究人员组成的国家预防犯罪委员会。这个机构与社会福利局不同，承担数据收集、报告撰写等工作，为政府制定政策、社工开展服务提供依据。
与之相对的是，人口数以十亿计的我国却没有一个专门的犯罪预防机构，虽然在公检法都有一些相关的部门，但“并没有国家层面的相关机构”。
“我国高校学者的研究都有自发性的特点，因为不直接与相关机构接触，也并非专职预防研究，研究成果因此很难真正贴近社工的需求，更无法为国家制定政策提供更多的依据。”席小华说。
针对这一问题，英国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席小华介绍了英国一所大学的例子。在这所大学，社工专业的学者和国家相关机构有着“亲密”的关系。通过相关机构收集到的数据，有学者发现，60%左右的犯罪青少年都有过被害经历。分析后，学者从“犯罪与被害的二元互动”这一角度出发进行研究，最终得到的结果再反馈给相关机构，为其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给出理论依据。
这在席小华眼里，是“接地气”的研究，更堪称“真正和服务紧密结合”的研究。她认为，研究团队通过了解一个孩子受害后，怎样与周围人沟通、互动，又是如何走上犯罪道路的过程，可以研究得知这些受害青少年究竟面临怎样的需求。
换句话说，了解到这些孩子真正的需求，就能把对犯罪青少年的服务提前，社工就可以对那些受害青少年提供有科学依据的服务，把可能犯罪的“苗头”提前掐断。
受到启发的席小华已于近期带领自己的学生开展了这项研究。同时，通过和看守所等单位的接触，拿到第一手信息的她也开展了对监室里“少年牢霸”这一群体的研究，其中涉及为何这些少年能成为一群犯罪青少年的“头儿”，他们和普通犯罪青少年又是如何互动的等问题。
当然，研究成果是为了提供给需要进入监所提供服务的社工，帮助他们更顺利地进入监所，更顺利地和这些犯罪青少年打交道。
只有靠一代代社工的努力才能赢来社会尊重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及地方两会上，代表委员频频提及的一个话题便是社工人才队伍的问题。社工专业毕业生改行、年轻社工流失率高等问题层出不穷，各界就此话题交锋，热烈探讨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该如何建设。
就这个问题，席小华也在英国和瑞典找到了一些解决思路。
两个国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打造更专门化的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和瑞典社会福利局一样，英国司法部少年司法委员会作为相关机构对社工进行管理指导。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地区，设有专门化、有组织、成体系的社工队伍——Youth Offending Team。
这些工作在“英国青少年司法新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织”里的国家公务员，不仅享受稳定的高收入，还能参加英国多所大学开放的司法培训课程，自我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和服务青少年的过程也让社工感受到了自我价值。
席小华介绍，目前，我国针对青少年事务社工还没有专门的培训，以她所在的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为例，每每事务所招进新社工，只有事务所内部提供专业培训，相关高校和零星的社工队伍之间，联系并不紧密。
国内至今把社工认定为新兴行业，民众对社工不甚了解更谈不上全社会的尊重。那么在英国和瑞典，社工是如何获得社会尊重的呢？
席小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社工受到社会尊重有一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只有靠一代又一代的社工持续不断努力，才能让社工这个行业真正被社会所认可。
令她印象深刻的，是香港社工在近几十年来从“备受质疑”到赢得尊重的过程。上世纪70年代，香港社工行业刚刚起步，那时有社工开始接触一个十五六岁的不良青少年，这个男孩热衷于打架闹事。父母把他的刀藏起来，齐刷刷跪下来哭着求他回头，这个少年只冷冷地回了父母一句：“你藏我这把刀，知不知道我在外面还有很多把？”
就在这时，香港最早的一批社工介入了这个男孩的生活。虽然最初备受排斥，但社工依然“特别耐心地陪伴他，教他理智思考”。几年之后，男孩“改邪归正”，进入香港浸会大学读书，父母问他读什么专业，昔日的“古惑仔”很坚定地回答：“社工。”
“小孩受到感召，对社工产生新的认识，他的父母也受到影响。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又一个社工持续不断的努力，才让香港的社工真正得到社会的认可。”席小华很感慨，“也只有这样一代代的坚守才能真正赢来社会的尊重”。
本报记者 袁贻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