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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的半年里，阿敏几乎从不出门，这在她还能走路的时候简直无法想象，“我害怕卫生间没有坐式马桶，曾经连续八小时不能上厕所。我根本没法坐公交车出行，因为上不去，也害怕地铁的无障碍设施无法使用，更担心出租车拒载。”
盲人丽娜对于从单位到家的路非常熟悉，但她从来不走盲道，“因为常常会被占，被停放的自行车占、被随意横着的私家车占、被摆放的小摊占、被电线杆占，让我们总是心惊胆战。”
自闭症孩子南南的妈妈总是避免带南南去外面吃，“我害怕别人异样的眼光，对南南指指点点，甚至请我们离开饭店。”这样难堪的时刻，通常发生在南南大声讲话或者行为异常时。
“我保证你把这样的情况说给北京近10万的残疾青年听，他们一点也不会意外，因为这些困难和无奈早已司空见惯，但可贵的是面对有些骨感的现实，应该是还没等你说完，他们就已经会心地点头、微笑了。”从大学起就从事助残志愿服务的小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些还仅仅只是残疾青年群体的一小部分需求。
为了解这9.9万青年人的需求，团北京市委历时3个月，分别走访特教学校、志愿组织、康复机构、就业单位等18家组织机构和深入残疾青少年家庭，开展残疾青少年群体抽样调研。调研发放问卷752份，回收问卷654份，并对36人进行一对一深入访谈，涉及在校学生、助残协管员、社工、待业青年、盲人按摩师等。
学历低就业难，身体残疾不阻挡梦想
在盲校读书时，老师总是不厌其烦地跟丽娜强调，你不要再去追求什么梦想，因为你出来只能从事盲人按摩。“1700万的盲人，你跟他们说，这辈子只有一条出路，梦想还没开始就被遏止，你不觉得这个很可怕吗？”提起这段已经过去十几年的经历，丽娜的情绪仍然激动。
盲校毕业连续做了3年推拿后，丽娜决定改变轨迹。可是问题一个接一个而来，当她尝试申请继续读书时，没有学校愿意接收。
据调研报告统计，残疾青年就业率显著低于其他群体。扣除在校学生（227人）因素，受访者中，247人有工作，占59.2%；170人没有工作，占40.8%。不仅如此，残疾青年就业途径也十分有限，希望通过残联就业服务机构找工作的有220人，占34.2%；希望通过熟人介绍途径找工作的有193人，占30.0%；倾向于通过网络找工作的有162人，占25.2%。
在接受北京残疾青年调研的群体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只占1.9%，像丽娜这样的占比例最高，即高中（含职高、中专、技校）学历为38.5%，残疾青少年的基础教育和技能教育较为普及，但是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的比例比较低。调研发现，残疾青少年群体对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比较强烈。受访者中认为有必要接受高等教育的有460人，占71.4%。
收入低也是残疾人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在家庭月收入调查中，受访者选择1001—2000元的占24.7%；选择2001—3000元和3001－5000元均为22.4%；5001元以上的仅占14.9%。同时，在残疾青少年承受的压力方面，选择经济压力的占23%，大大选择超过学习压力（占14.4%）和工作压力（占14%）。
小文的女儿今年7岁，有一双很大很美的眼睛，却是个盲姑娘。小女孩爱唱歌爱讲故事，小文希望女儿能够多读一些书，学历高些，长大后，可以有更多选择的机会。
丽娜从盲人按摩店辞职后，接受了播音专业培训，10天时间很短暂，却向丽娜开启一个新的世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把盲人和播音主持联系起来，第一次知道声音可以承载那么多东西。当敬一丹老师牵着我的手走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时，我知道身体的残疾可能会有很多阻碍，但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梦想。”
社会交往受限，渴望各种无障碍
自从2岁起患上幼儿类风湿，婷婷（未成年人为化名）就再也没有“享受”过走路的感觉了。在她的印象里，“走路”对她来说就是相册里的那个1岁的小姑娘跌跌撞撞迈开腿的奇妙姿态。
她得的病被称为“不死的癌症”，严重的病情使婷婷全身关节都严重破坏，不仅根本无法站立，还随时面临着脱臼、骨折的危险，身体脆弱得像玻璃。
今年16岁的婷婷在网上是个活跃的小姑娘，打开QQ、微信，线上的好友不算少。平日里，聊天基本靠网络。可是生活中的朋友没几个，因为没有办法出门。在残疾青少年与外界交往情况调查中，选择能正常和外界交往的，有370人，占57.5%；选择很少与外人接触的，有199人，占30.9%。在交往对象方面，选择同学的，有300人，占46.6%；选择亲戚的，有104人，占16.1%；选择同事的，有91人，占14.1%。因为身体原因，婷婷小学还没念完就只能在家自学，“同学”的印象对她来说已经模糊了。在她的生活里，唯一能交流的对象就是爸爸妈妈，还有她养过的一只小兔子。
“我现在有点电话恐惧症，就不爱打电话，这属于长期憋家里憋得，也没人怎么说话，就不爱聊了。”也常会有爱心人士来，但婷婷的感受并不好。
婷婷的家在北京一个老旧的小区里，家里堆满了过日子的琐碎物件和婷婷需要的种种药品。“有的时候献爱心的人一下子来十几个，咔擦咔擦拍完照就走了。有些人来的时候各种许愿，等有事情真求助他们了，就各种推脱，所以妈妈现在很少找人家求助了。”婷婷忍不住吐槽。
婷婷这样的情况在调研报告中以数据体现出来。报告显示，当问及遇到困难或紧急情况时，选择家人和亲戚给予其帮助的有442人，占68.6%；选择朋友的，有57人，占8.9%。选择同学、社区街道、残联、工青妇、志愿者等社会组织的帮助比例均较低，不超过5%。
“我会先安装一个外挂电梯，再买辆车，想去哪里去哪里，再也不用求人。”婷婷很多时候都会幻想“一夜暴富”。“妈妈已经弄不动我了，爸爸身体也不好，我家住五楼，要想下楼只能靠爸爸背着，爸爸现在因为照顾我也生病了，我有的时候好久好久好久都没出去见蓝天了。”婷婷拖长了音，连用了三个“好久”。
“别说风沙了，下雨我都想去浇一会。都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是人的梦想，我现在连说走就走的出门都困难，一肚子苦水呢！”婷婷越来越沉，加之身体原因浮肿严重，父母略有不慎她就会摔在地上。“对于残疾人来说，最大的愿望就是无障碍。”
娱乐方式偏少，公共服务需求强
“我太能体会到残疾人的无助了！”自从3年前生了场病，阿敏从一个“欢蹦乱跳”的健全人变成了一个处处需要轮椅代步的“障碍者”。用阿敏的话说，从坐上轮椅的那一刻起，她才开始意识到，无障碍的公共服务有多么重要。
阿敏去了海南，标有无障碍标识的卫生间需要上3个高高的台阶。热心的路人把阿敏连人带轮椅抬了上去，却发现，卫生间的门十分狭窄，根本容不下轮椅的宽度。好不容易把轮椅伸进去一半，却因为关不上卫生间的门，阿敏尴尬极了。而更糟的是，残疾人的无障碍厕所压根没有坐便。因为这个原因，阿敏曾遭遇过8个小时没法上厕所的窘境。
“残疾人出门真的非常非常难，难到有的时候都会掉眼泪。虽然别人说我是那种看上去很坚强的女性，但真的是太难了。”出门需要的无外乎吃、住、行三件事，可就是这三件对于以前的阿敏来说的“小事”，现在都是大事。
“朋友聚会对于健全人来说就考虑吃什么就行，我要考虑上不上台阶，有没有无障碍通道。”阿敏遇到过连上好多个台阶的饭店，只得求助朋友帮忙。大一点的饭点也有无障碍坡道，但常常紧挨停车场，被堵住的入口让轮椅无法进入。“好心人非常多，大家都愿意帮把手抬我进去。”而正是这样的感觉，让阿敏觉得“有点没有尊严”，“我不喜欢被特殊照顾，我需要的是真正的无障碍，让我摇着轮椅可以从容地像健全人一样‘走’进去。”
独自去杭州旅游，阿敏打了二三十个电话也没有找到一处适合轮椅进出、价格经济实惠的旅馆。在鼓浪屿，有个开了3家旅店的老板不理解阿敏“到底要找什么样的旅店才满意”。阿敏回答，给我一个斜坡，让我能够自由出入就好。老板很抱歉，他告诉阿敏，因为他身边没有残疾人朋友，也鲜见残疾游客，他在装修旅店时并没有考虑这些。
在北京，阿敏对于一个人出行这件事也“怯怯的”。今年过年，本该走亲访友的阿敏连一次独立出门的能力也没有。即使家住一层，没有无障碍设施，阿敏进进出出都得靠家人背。“实在不想麻烦别人，就先自己爬下去，再请别人把轮椅捎下来。”
在调查中，关于日常娱乐活动方面的选项，有400人选择看电视，占62.1%；有394人选择上网，占61.2%；有220人选择和朋友聊天，占34.2%。
尽管如此，阿敏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尝试改变。在她看来，要让残疾人安心出行、享受娱乐生活，无障碍的公共服务是必要保障。
她看到占据无障碍通道的车辆，会随手拍下来，发在朋友圈里，引起大家关注。
她遇到有高高的台阶的旅店时，会耐心告诉老板，只是一个斜坡就可以让残疾人自在进出。
随意停在无障碍通道的车辆，在阿敏的坚持下，边说着抱歉边被车主开走。
没有无障碍设施的旅店老板，在阿敏的影响下，向她保证如果再开一家店，绝对考虑残疾人。
“我不奢望这个世界如何迅速改变，要变的是每一个人。”阿敏说，当健全人意识到残疾人的需要并作出积极回应时，一切将会不同。“我们变了，世界就变了。”阿敏这样想。
本报记者 李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