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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把法院（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寄来的鉴定委托书又寄回去了，这份委托书是3月底寄过来的，但这份鉴定委托书只是鉴定我的右膝伤残情况，可我的诉讼请求是鉴定右膝伤病和强直性脊柱炎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和法院反复沟通了好几次之后，法院答应再寄一份鉴定委托书过来。”即将迎来自己30岁生日的广东女足原队员周雪今天下午告诉记者，“我觉得这些年来有些部门就是在踢皮球，我只能等鉴定结果。”
和周雪及其家人同样郁闷的，是义务帮助周雪打官司的体育法学专家、律师闫成栋，“一般情况下，法院应该是半年结案，有特殊情况会延长到一年，但现在这个案子都三年多了，拖了这么长时间还没结，中间还换过一个法官，真让人无奈”，闫成栋说。
本报曾在2012年先后两次报道女足运动员周雪状告广东省足协的典型案例——2006年1月，周雪代表广东女足与国青队比赛，右膝关节受伤始终未愈，两个月后，周雪去做了核磁共振，确认为右膝前交叉韧带断裂。5月，周雪在北京做了手术，由于球队条件有限，周雪在康复期间“缺医少药”，身体始终无法恢复到训练状态。2007年年底，球队要求周雪离队，但就连医疗费都自己先行垫付的周雪出现了并发症，她认为球队没有完成合约，因此将广东省足协告上法庭。
“我的诉讼请求没有提出明确的赔偿金额，这需要看鉴定结果，我现在每个月的医药费大约2000元，这还是因为家里花了4万多元买了理疗仪和温热理疗床，有些治疗在家就能进行。关键是我这个病不可能痊愈了，只能是控制病情。”周雪告诉记者，“这些年我养病的钱都是家里出，负担不小，真心希望法律能帮助我。”
为了帮助周雪，闫成栋几次和法院沟通，但三年前开了两次庭以后，判决书至今渺无音信，“能认定劳动关系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开始我们是要走工伤索赔的程序，但工伤索赔的期限是一年，当时相关部门不肯盖章，拖过了一年，现在工伤索赔没希望了，只能按侵权来告，这就非常麻烦，因为我们还需要证明用人单位有过错，如果不能证明这一点，即便是伤残也很难打赢官司。周雪案件反映出的核心内容，是职业运动员训练、比赛性质的认定，目前来看，运动员的健康权受到很大程度限制，规章制度健全的单位还好，有足够的医疗保障，但很多条件差的单位，不能给运动员的健康提供可靠保障”，闫成栋说。
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向闫律师解释说，“由于这种案件没有先例，我们不太清楚该怎么判，需要向上级领导请示，领导也表达过照顾弱势群体的意思，但案件具体怎么判，还是没有参照标准”——这一说法表明，中国体育界所涉及的很多法律问题，并非完全适用于《劳动法》，而目前的《体育法》，还在“排队”等待修订。
“我们国家的《体育法》是1995年颁布的，到现在整整20年了，很多内容的修订和补充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国家体育总局也一直在组织专家推动《体育法》的修订，这件事也已经进入国务院法制办的日程当中，不过，距离通过和颁布还有一段时间。”正在山东威海参加体育法学论坛的一位专家告诉记者，“由于《体育法》中的一些描述跟不上时代发展的变化，所以，目前我国体育仲裁机构还无法建立。《体育法》第四章第33条规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这句话后面有个补充说明，‘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办法和仲裁范围，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暂时还不具备成立独立的体育仲裁机构的条件，绝大多数情况的仲裁，由当地体育行政部门自行完成，法院在这方面缺乏专业知识，确实不好进行认定。”
竞技体育活动演变为涉及社会诸多方面的商业行为，并因此催生出大批职业运动员，法院和劳动仲裁部门很难理清其中利害关系——比如刘翔的跟腱，对于普通人而言，脚跟跟腱炎症并不影响生活，但对于职业跨栏运动员来说，跟腱炎症先是让刘翔在“鸟巢”众目睽睽之下退赛，后又因一系列变化导致刘翔在4年后的伦敦奥运会上再次蒙羞。
因此，普通人只要完成康复计划，右膝韧带重置手术并不影响正常生活，但对职业足球运动员而言，这一手术价值的评估标准，却要延续到重返球场后的表现——而更令周雪感到委屈的是，康复期间球队条件有限，右膝手术慢慢引发了强直性脊柱炎，这使得周雪的日常生活受到重大影响，“不管是站着还是坐着，一个姿势大概只能持续20分钟，否则就很疼。”这种病痛使得周雪很难在社会上找到合适的工作，“我去年参加了本科自考，学的是设计，但坐在那里用电脑画设计图，对我来说太困难了，所以，我现在又开始自学日语，看看能否找到合适的工作。”
周雪认为，自己赶不上体育仲裁机构能够发挥作用的那一天了，她的担心还在于，目前中国体育的体制正在发生变革，“我告的是广东省足协，那时的广东省足协和广东省足球运动中心还是一回事，现在都说体制改革，足协和项目中心要分家，我真怕再拖下去，到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要告谁了。”
本报北京4月26日电
本报记者 郭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