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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4月29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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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逼我活下去

本报记者 陈璇文并摄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5年04月29日   10 版)

    吴树梁和儿子掰手腕

    吴树梁用吹风机的热风来缓解疼痛

    肺癌晚期患者吴树梁一直在和时间赛跑,跑过时间,他赢取的不仅是生命。

    有媒体称,他和死神“抢时间”是为妻子的深圳户口。几天前,穿一身病号服的吴树梁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坦承,“户口是支撑我活下去的一个目标。”

    在户口这件“头等大事”上,他先是跑过6个月,办下了自己的深圳户口;接着跑过4个月,儿子跟着他随迁入户。继续跑,前方是妻子的户口。

    没人能预料,他何时会突然停下来。他患上肠梗阻,腹部胀得像个皮球,住进了医院。任何新添的疾病都可能绊住这个癌症晚期患者的脚步,更何况他听说,“肠梗阻的死亡率是10%”。

    “死亡”两个字,从2012年年底的一天开始,对当时37岁的吴树梁而言,变得不再陌生。那天,医生告知他患上肺癌晚期,已失去手术机会,还跟他说,“大概还能活3~6个月。”

    在这个生存期限被抛出来之前,时间对吴树梁显得比较慷慨。这个老家河南的深圳打工者,刚刚得到在这个大城市奋斗数年的馈赠——申请深圳户口的资格,是对他评上“深圳优秀保安员”的奖励。

    回忆起那个殊荣,这个身体窝在躺椅上的男人,色泽暗淡的脸上肌肉松弛下来,细细的鱼尾纹像水纹一样,沿着眼角微微舒展开来。那是一个半天时间里,他露出的极少能令人捕捉到的表情。他感慨道,“一个没有学历、在底层打工的人想拿到深圳户口实在是太难了。”看上去,他似乎还比较幸运。

    不过,那份幸运感很快被绝症的消息击退,喜悲之间仅隔了两个月。刚得知自己的病情时,吴树梁感到“愤怒”,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个好人”。2009年,他从一家保安公司分到龙新派出所当辅警。在接警室里,他为丢钱包的路人解过囊,帮醉酒的人醒过酒,还为斗殴的外地人拉过架。一位同事评价他,“人很好,做事认真。”

    他没有愤怒太久,“一个月就缓过来了”。他想活着,“要抓紧时间治病,没时间怨天怨地了”。

    癌症患者吴树梁决定跟时间赛跑。他像个经验丰富的跑步者,将眼前的路途“分解成几个目标”,一段段去征服。而户口,成为他极具现实意义的一个目标。

    如果一切顺利,他的深圳户口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只不过从申请到办下来需要等待8个月。但时间似乎给吴树梁开了个玩笑,医生担心他可能活不到那天。他觉得不甘心,“要是户口没办下来,我就死了,实在是太亏了吧”。

    吴树梁的起跑还比较顺利,对于癌症晚期患者来说,这几乎是一个“奇迹”。他跨过了医生所说的生存期限,跑到2013年6月,拿到了一张薄薄的深圳常住人口登记卡,上面有他的名字。

    而暂时打败时间的代价和成本是,11次化疗、40次放疗,6次生物治疗,一直到他的身体无法再承受这种治疗方式,并且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落得“倾家荡产”。

    那张跑赢时间而获得的常住人口登记卡,给吴树梁带来的,除了身份感的象征,还有着更务实的意义,比如医疗保险。他说,起初在广州治病时,自己享有的是深圳劳务工医保,再加上床位紧张,“医药费大部分是自理的”。在拥有深圳户籍之后,他开始享有深圳综合医疗保险。这意味着,相比于劳务工医保,他可以享受更多的医疗资源和更高的报销比例。

    一旦跑起来,他又有了新的目标,就是儿子的深圳户口。他回想起那段时间,“心是悬着的,担心中途我要是走了,儿子的户口就没了”。好在那段路途不算太漫长,他又跑下4个月,“战利品”是——儿子跟着他随迁入户。

    户口给予这个深圳普通打工者家庭的实际意义还在延伸。儿子在深圳上小学的“大问题”迎刃而解,不费周折,也没花借读费。

    一个周五傍晚,穿着一身蓝白色校服的儿子蹲在吴树梁身边,拉起爸爸的右手,握在自己的手腕上,父子俩掰起了手腕。这是一场39岁男人和8岁男孩的较量,但看上去他们势均力敌,一时胜负难定。一旁的妈妈冲儿子打趣道,“你舅舅一根指头就把你打败了。”

    患有癌症的爸爸没有那种威力了。那一刻,吴树梁的嘴角却挂出难得的笑容,他笑着对儿子说:“爸爸腰使不上,没劲,打不过你了。”癌细胞在身体里已经有大面积的骨转移,导致他的腰部剧烈疼痛。

    很多人知道吴树梁的抗癌故事,是因为儿子吴同的一篇作文《我的梦想》。这个小学生在作文里写着,“我愿意用全世界的好东西,换我的爸爸活着”。这篇作文在深圳当地广泛传播,有人为吴树梁捐款,其中深圳龙岗区慈善拿出5万元“本区户籍困难居民的重大疾病医疗资助”。

    钱无疑是支撑吴树梁跑下去的重要资本。但仅有钱,是不够的。越往后跑,这位癌症晚期患者越觉得“力不从心”。疼痛成为他奔跑路上的负累。

    从去年10月开始,这种负累开始加剧。这个昔日190斤重的壮汉,在半年里瘦了40斤,一副圆脸露出了尖尖的腮帮,颧骨也凸起。他疼得直不起腰来,成日佝偻着,1米72的个头萎缩到1米68。

    近两个月来,他已经疼得无法在床上平卧了,只能靠在躺椅上。他习惯性地摁着左胸,那是除了腰部,他身上的另一处痛点。他面无表情地形容那种疼痛,“就像刀子在挖着骨头”或者“子弹击中肋骨一样”。

    妻子回忆起,有天半夜里,看见丈夫疼得跪在地上,头埋在胳膊弯里。还有一次,吴树梁一个人疼得跑到卫生间里嚎啕大哭。但他说,“自己几乎没在家人面前掉过眼泪。”

    “‘生不如死’这个词就像是为我造的。”被疼痛折磨得脱了相的吴树梁说。他说,脑子里很多次闪过一个念头,“死了反而是种解脱”。

    但对这个一家之主来说,生死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此时,正是吴树梁向新目标——妻子户口“挪移”的阶段。他原本计划撑到今年6月,等他深圳落户满两年时,妻子可随迁入户。当他觉得目标在即时,发现政策变化了,这个期限调整为3年。

    又多了12个月。这个背着癌症跟时间缠斗了30个月的男人自我安慰道,“这是要逼我再多活一年。”

    他不得不继续跑着。为了减轻疼痛,他近乎疯狂地吃吗啡片。近半个月来,他一天的剂量达到24粒,最高时吞下了30粒药丸。他说,按照常规剂量,“普通人一天是半粒,最多不能超过1粒”。但他对吗啡已经上瘾,疼起来就像“吸毒的人一样”,去翻找柜子里的白色小药片。

    因为服用过量的吗啡,他数十天无法排便,不得不住进医院,连着9天没有喝水进食,“拼着命”减少吗啡服用量。看上去远不如癌症厉害的肠梗阻,轻而易举地将这个硬汉打回重症病患的原形。

    看着丈夫如此痛苦,妻子偶尔也会冒出某种“不应该”的想法,“我是想过的,他要是走了,可能就不会这么痛苦”。曾经有医生劝过她,“放弃治疗吧”。但她还是不忍心,“他活着,这个家还是完整的”。

    吴树梁背着家仍在前行,往前挨一天,妻子户口的目标多一丝希望。户口,是他最初来深圳就渴望得到的东西,“没有户口,就没有归属感”。

    说这句话时,他面无表情地坐在病房窗前。窗户外面,是生机勃勃的深圳龙岗区。这是深圳最靠东的市辖区,当地人眼中的郊区,人们口中的“关外”,集聚着大量的外地务工人员。

    同是河南老乡的妻子,是深圳庞大外来务工群体中的一员。妻子来深圳10多年了,在鞋厂做过工人,如今在汽车站售票,是典型的深圳“打工妹”。在他看来,按照深圳入户条件,“学历低、没有购买住房”的妻子几乎没有入户的条件。

    当死亡逼近吴树梁时,户口的意义在他心里强化。他认为,把妻子的户口熬下来,意味着给家人挣下“更好的生存条件”。

    他想把“归属感”像遗产一样留给妻子。除此以外,他还有着更务实的考虑,搜罗着一切将户口作为门槛的政策信息,比如“申请深圳低保”或者“申请廉租房”。一个可怕的担忧总萦绕在他心上,“等我不在了,随我入户的儿子,他的户口会不会取消?”

    随时可能卸下家庭职责的吴树梁早已拟好遗嘱,那更像是交给家人待他离去后的生存指南。他偷偷地在笔记本上告诉妻子,一旦他去世,“如何通知家人和处理遗体”、“如何注销户口和暂停公积金”以及“换煤气罐的步骤”等种种事项。他甚至找好义工组织,等到死亡那天来临时,让他们“给妻子提供安慰”。

    吴树梁说,“我早已经对死不恐惧了”。但他还是想活着,朝着新的目标发起冲刺。他自愿变成一个药罐子,或者他口中所说的“小白鼠”,尝试着各种止疼和抗癌药,“拿自己的身体来做实验”。

    中药、西药,甚至不知真假的“走私药”,他照单全收。他靠着瓶瓶罐罐里的药,一天天熬着。那里面有白色药片、蓝白色胶囊和弄不清成分的粉末,大部分是药商和医生免费送给他的。而他要做的是,在不时打来的电话里,把自己的身体状况以及药效反馈给他们。

    支撑他跑下去的,不单是药,还有他所说的“生存欲望”。在他加入的一个癌症患者QQ群里,经常有人喊着“疼啊,受不了了”。据他了解,“有的癌症病人到了后期,因为无法忍受疼痛,没有生存欲望了,自然很快离开”。

    “癌症病人活活疼死,不是传说。”吴树梁说。

    而媒体报道他为了妻子户口疯狂“续命”的故事,像是当下社会的另一种传说。住在医院里的他,知道人们在谈论着自己的故事。对此,他几次强调,“户口是我的一个心愿,但不是我活着的全部意义。”

    在4月下旬深圳一个云淡风轻的下午,他略有所思地说:“在生和死面前,户口算得上什么事情?”

本报记者 陈璇文并摄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5年04月29日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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