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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晚期患者吴树梁一直在和时间赛跑，跑过时间，他赢取的不仅是生命。
有媒体称，他和死神“抢时间”是为妻子的深圳户口。几天前，穿一身病号服的吴树梁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坦承，“户口是支撑我活下去的一个目标。”
在户口这件“头等大事”上，他先是跑过6个月，办下了自己的深圳户口；接着跑过4个月，儿子跟着他随迁入户。继续跑，前方是妻子的户口。
没人能预料，他何时会突然停下来。他患上肠梗阻，腹部胀得像个皮球，住进了医院。任何新添的疾病都可能绊住这个癌症晚期患者的脚步，更何况他听说，“肠梗阻的死亡率是10%”。
“死亡”两个字，从2012年年底的一天开始，对当时37岁的吴树梁而言，变得不再陌生。那天，医生告知他患上肺癌晚期，已失去手术机会，还跟他说，“大概还能活3~6个月。”
在这个生存期限被抛出来之前，时间对吴树梁显得比较慷慨。这个老家河南的深圳打工者，刚刚得到在这个大城市奋斗数年的馈赠——申请深圳户口的资格，是对他评上“深圳优秀保安员”的奖励。
回忆起那个殊荣，这个身体窝在躺椅上的男人，色泽暗淡的脸上肌肉松弛下来，细细的鱼尾纹像水纹一样，沿着眼角微微舒展开来。那是一个半天时间里，他露出的极少能令人捕捉到的表情。他感慨道，“一个没有学历、在底层打工的人想拿到深圳户口实在是太难了。”看上去，他似乎还比较幸运。
不过，那份幸运感很快被绝症的消息击退，喜悲之间仅隔了两个月。刚得知自己的病情时，吴树梁感到“愤怒”，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个好人”。2009年，他从一家保安公司分到龙新派出所当辅警。在接警室里，他为丢钱包的路人解过囊，帮醉酒的人醒过酒，还为斗殴的外地人拉过架。一位同事评价他，“人很好，做事认真。”
他没有愤怒太久，“一个月就缓过来了”。他想活着，“要抓紧时间治病，没时间怨天怨地了”。
癌症患者吴树梁决定跟时间赛跑。他像个经验丰富的跑步者，将眼前的路途“分解成几个目标”，一段段去征服。而户口，成为他极具现实意义的一个目标。
如果一切顺利，他的深圳户口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只不过从申请到办下来需要等待8个月。但时间似乎给吴树梁开了个玩笑，医生担心他可能活不到那天。他觉得不甘心，“要是户口没办下来，我就死了，实在是太亏了吧”。
吴树梁的起跑还比较顺利，对于癌症晚期患者来说，这几乎是一个“奇迹”。他跨过了医生所说的生存期限，跑到2013年6月，拿到了一张薄薄的深圳常住人口登记卡，上面有他的名字。
而暂时打败时间的代价和成本是，11次化疗、40次放疗，6次生物治疗，一直到他的身体无法再承受这种治疗方式，并且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落得“倾家荡产”。
那张跑赢时间而获得的常住人口登记卡，给吴树梁带来的，除了身份感的象征，还有着更务实的意义，比如医疗保险。他说，起初在广州治病时，自己享有的是深圳劳务工医保，再加上床位紧张，“医药费大部分是自理的”。在拥有深圳户籍之后，他开始享有深圳综合医疗保险。这意味着，相比于劳务工医保，他可以享受更多的医疗资源和更高的报销比例。
一旦跑起来，他又有了新的目标，就是儿子的深圳户口。他回想起那段时间，“心是悬着的，担心中途我要是走了，儿子的户口就没了”。好在那段路途不算太漫长，他又跑下4个月，“战利品”是——儿子跟着他随迁入户。
户口给予这个深圳普通打工者家庭的实际意义还在延伸。儿子在深圳上小学的“大问题”迎刃而解，不费周折，也没花借读费。
一个周五傍晚，穿着一身蓝白色校服的儿子蹲在吴树梁身边，拉起爸爸的右手，握在自己的手腕上，父子俩掰起了手腕。这是一场39岁男人和8岁男孩的较量，但看上去他们势均力敌，一时胜负难定。一旁的妈妈冲儿子打趣道，“你舅舅一根指头就把你打败了。”
患有癌症的爸爸没有那种威力了。那一刻，吴树梁的嘴角却挂出难得的笑容，他笑着对儿子说：“爸爸腰使不上，没劲，打不过你了。”癌细胞在身体里已经有大面积的骨转移，导致他的腰部剧烈疼痛。
很多人知道吴树梁的抗癌故事，是因为儿子吴同的一篇作文《我的梦想》。这个小学生在作文里写着，“我愿意用全世界的好东西，换我的爸爸活着”。这篇作文在深圳当地广泛传播，有人为吴树梁捐款，其中深圳龙岗区慈善拿出5万元“本区户籍困难居民的重大疾病医疗资助”。
钱无疑是支撑吴树梁跑下去的重要资本。但仅有钱，是不够的。越往后跑，这位癌症晚期患者越觉得“力不从心”。疼痛成为他奔跑路上的负累。
从去年10月开始，这种负累开始加剧。这个昔日190斤重的壮汉，在半年里瘦了40斤，一副圆脸露出了尖尖的腮帮，颧骨也凸起。他疼得直不起腰来，成日佝偻着，1米72的个头萎缩到1米68。
近两个月来，他已经疼得无法在床上平卧了，只能靠在躺椅上。他习惯性地摁着左胸，那是除了腰部，他身上的另一处痛点。他面无表情地形容那种疼痛，“就像刀子在挖着骨头”或者“子弹击中肋骨一样”。
妻子回忆起，有天半夜里，看见丈夫疼得跪在地上，头埋在胳膊弯里。还有一次，吴树梁一个人疼得跑到卫生间里嚎啕大哭。但他说，“自己几乎没在家人面前掉过眼泪。”
“‘生不如死’这个词就像是为我造的。”被疼痛折磨得脱了相的吴树梁说。他说，脑子里很多次闪过一个念头，“死了反而是种解脱”。
但对这个一家之主来说，生死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此时，正是吴树梁向新目标——妻子户口“挪移”的阶段。他原本计划撑到今年6月，等他深圳落户满两年时，妻子可随迁入户。当他觉得目标在即时，发现政策变化了，这个期限调整为3年。
又多了12个月。这个背着癌症跟时间缠斗了30个月的男人自我安慰道，“这是要逼我再多活一年。”
他不得不继续跑着。为了减轻疼痛，他近乎疯狂地吃吗啡片。近半个月来，他一天的剂量达到24粒，最高时吞下了30粒药丸。他说，按照常规剂量，“普通人一天是半粒，最多不能超过1粒”。但他对吗啡已经上瘾，疼起来就像“吸毒的人一样”，去翻找柜子里的白色小药片。
因为服用过量的吗啡，他数十天无法排便，不得不住进医院，连着9天没有喝水进食，“拼着命”减少吗啡服用量。看上去远不如癌症厉害的肠梗阻，轻而易举地将这个硬汉打回重症病患的原形。
看着丈夫如此痛苦，妻子偶尔也会冒出某种“不应该”的想法，“我是想过的，他要是走了，可能就不会这么痛苦”。曾经有医生劝过她，“放弃治疗吧”。但她还是不忍心，“他活着，这个家还是完整的”。
吴树梁背着家仍在前行，往前挨一天，妻子户口的目标多一丝希望。户口，是他最初来深圳就渴望得到的东西，“没有户口，就没有归属感”。
说这句话时，他面无表情地坐在病房窗前。窗户外面，是生机勃勃的深圳龙岗区。这是深圳最靠东的市辖区，当地人眼中的郊区，人们口中的“关外”，集聚着大量的外地务工人员。
同是河南老乡的妻子，是深圳庞大外来务工群体中的一员。妻子来深圳10多年了，在鞋厂做过工人，如今在汽车站售票，是典型的深圳“打工妹”。在他看来，按照深圳入户条件，“学历低、没有购买住房”的妻子几乎没有入户的条件。
当死亡逼近吴树梁时，户口的意义在他心里强化。他认为，把妻子的户口熬下来，意味着给家人挣下“更好的生存条件”。
他想把“归属感”像遗产一样留给妻子。除此以外，他还有着更务实的考虑，搜罗着一切将户口作为门槛的政策信息，比如“申请深圳低保”或者“申请廉租房”。一个可怕的担忧总萦绕在他心上，“等我不在了，随我入户的儿子，他的户口会不会取消？”
随时可能卸下家庭职责的吴树梁早已拟好遗嘱，那更像是交给家人待他离去后的生存指南。他偷偷地在笔记本上告诉妻子，一旦他去世，“如何通知家人和处理遗体”、“如何注销户口和暂停公积金”以及“换煤气罐的步骤”等种种事项。他甚至找好义工组织，等到死亡那天来临时，让他们“给妻子提供安慰”。
吴树梁说，“我早已经对死不恐惧了”。但他还是想活着，朝着新的目标发起冲刺。他自愿变成一个药罐子，或者他口中所说的“小白鼠”,尝试着各种止疼和抗癌药，“拿自己的身体来做实验”。
中药、西药，甚至不知真假的“走私药”，他照单全收。他靠着瓶瓶罐罐里的药，一天天熬着。那里面有白色药片、蓝白色胶囊和弄不清成分的粉末，大部分是药商和医生免费送给他的。而他要做的是，在不时打来的电话里，把自己的身体状况以及药效反馈给他们。
支撑他跑下去的，不单是药，还有他所说的“生存欲望”。在他加入的一个癌症患者QQ群里，经常有人喊着“疼啊，受不了了”。据他了解，“有的癌症病人到了后期，因为无法忍受疼痛，没有生存欲望了，自然很快离开”。
“癌症病人活活疼死，不是传说。”吴树梁说。
而媒体报道他为了妻子户口疯狂“续命”的故事，像是当下社会的另一种传说。住在医院里的他，知道人们在谈论着自己的故事。对此，他几次强调，“户口是我的一个心愿，但不是我活着的全部意义。”
在4月下旬深圳一个云淡风轻的下午，他略有所思地说：“在生和死面前，户口算得上什么事情？”
本报记者 陈璇文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