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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镇到特大城市，从无到有地打拼奋斗——这样如电影般的冒险故事，每天在北京都上演。
魏则兴把这个故事写了12年。这名成升建设劳务有限公司的建筑工人，2003年来到北京，他从“小工”做到“项目管理员”，如今带领团队负责5栋楼和一个车库的水电安装，“面积大概有5.6万平方米”。
在首都发展的路线图中，魏则兴所在的人群愈发有标本意义。他们在京居住半年以上，年龄在18至35岁之间，而因为没有北京户籍，其生存状态经常被用“流动”来形容。
团北京市委“北京青年1%抽样调查”将这一人群概括为“流动青年群体”，其下又细分为拥有大专以上学历、占比22%的“青年流动大学毕业生”，以及大专以下学历的、占比78%的“青年流动务工人员”。
调查组测算，截至2014年12月，北京市流动青年约为400万人，其中310万人为青年流动务工人员。这在818.7万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的总数中不容小觑。
中国青年报记者注意到，尽管工种不同，但他们的一些境遇相似：相当一部分人与乡土血亲结缘，工作强度较大，住房条件紧张，而在这座庞大的城市面前，又有相当一部分人保留着提升自己的动力和愿望，并且有的人已经付诸实践。
四分之一来自河北，来京渠道、朋友圈呈现乡土、血亲关系特征
如果没有老乡打招呼，魏则兴的“北京梦”恐怕不会这么快开始。
魏则兴进京前在山东烟台干过一年多保安，2003年春节，他听在北京务工的老乡说他们工地需要招聘工人，就和两个老乡一起来了北京。
北京京客隆望京店生鲜区领班刘磊，其北京生活也是从与老乡结缘开始，“我们村里有人在北京工作，我就想跟他出来。”2001年，刚初中毕业的刘磊一下火车，就被老乡接应着，去了北京怀柔的一家肉类联合加工厂，当天给安排了工作和住宿。
他们的来京之旅，正是团北京市委调研发现的典型模式之一。在调研组的分类中，魏则兴属于“相对集中管理的建筑、保安业青年从业人员”，这一群体大约占青年流动务工人员的10%，其来京渠道呈现出“明显的乡土地域特征”。
“由于技术含量低、由公司统一招工，统一承接工作项目，因此同一地区人员结伴而行、由老乡介绍来同一单位的现象非常多，并且呈现成建制流动的现象。”调研组解释，在此基础上，该群体在可信赖的朋友圈中63%的为老乡。
这一调研共选派数百名调研人员，召开座谈会50多次、面访6700余人、深访500人，其中，面向青年流动务工人员发放了调查问卷5827份，其中有效问卷5494份。
除了乡土地域关系，血亲关系也是来京和就业渠道的典型模式。这在占青年流动务工人员10%的“大型商场市场中的青年销售人员”身上体现最为明显。调研组发现，该行业常出现“家族式承租商铺”、“商户雇用自己老家的亲戚帮助销售”、“兄弟姐妹一起来京从事该行业”的现象。
特殊的雇佣关系，也让这一群体与社会接触少，最终形成“信息获取、困难解决严重依赖雇佣和老乡关系”的局面。
这不是个例。调研显示，在占青年流动务工人员48%的“分散就业和生活的流动务工青年”，其遇到困难也更愿意求助于老乡同事。
这些老乡，都来自哪些地区呢？调研组发现，青年流动务工人员来源省份前六位的分别是河北、河南、山东、黑龙江、山西、安徽，全部是北京周边的北方省份，约占总量的60%，其中河北一省就占了总量的四分之一。
这种流动人口来源地结构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分布规律一致。根据2014年《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北京居于全国主要流入地省区市第四位，仅次于广东、浙江、上海。而作为所在聚集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上海、广东也有六成以上流动人口来自邻近的省区。
77%从事第三产业，两类工种的六成员工每天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
追逐“北京梦”的过程并不轻松。在北京恒安卫士保安公司的地铁安检员郭艳茹看来，最直接的感觉是“虽然天不亮就起床，回到寝室已经天黑，但你会很开心”。
郭艳茹把生活描述为“有纪律，也很便利”：吃住都在基地，食宿统一管理，5点开始有早餐供应，上午9点统一检查卫生，晚上12点按时查寝、熄灯。上、下班排队，下班后由中队长统一带回基地点评，晚上还有班务总结会。
魏则兴刚来北京的时候，则经历过多个工地的变化。起初的上班时间是9.5个小时，并要根据工期的长短进行调整。工地先是和平里，后来又到了西直门、北京北五环外的天通苑，2004年开始又在北京东边的通州工作了两年。
这在相对集中管理的建筑、保安业青年从业人员群体中已是常态。这一群体多数由建筑劳务公司、保安公司招募、培训、管理，根据需要派驻到各施工工地、驻区单位，不论派遣单位还是使用单位，都有明显的单位制管理特征。
一些群体的工作强度更辛苦一些。在调研组公布的四类群体的数据中，有两类出现六成员工每天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的情况，其中“大型商市场的青年销售人员”的情况较突出。
调研组发现，他们集中在服装、蔬菜、建材等行业大型批发市场，就业非常集中，且同质化严重。
调研报告显示，这一群体中68%的每天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37%的超过10小时，74%的每周最多休息1天、24%的没有休息。调研组还发现，各大型批发市场的营销人员多数未签订劳动合同，单位未缴纳社会保险。
对于北京东港安全印刷有限公司数据事业部生产班班长史靖旭而言，上班的压力他感觉“还可以”。上班时间是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7点，午休1小时，很少加班，“每周六有时义务劳动半天，基本上每周能保证休息一天半。”
他所处的工业园区中的青年产业工人群体，占青年流动务工人员的10%。根据调研报告，该群体60%平均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超过8小时的绝大多数都有加班工资，64%每周都能休息两天。这一群体的管理规范许多，有98%与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94%的单位缴纳了社会保险。
中国青年报记者注意到，流动青年所从事的工作背后，是北京行业结构调整的大格局。调研组发现，青年流动务工人员从事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约占77%。这一就业结构与北京第三产业占GDP总量77.9%的产业结构基本吻合。
三个区县聚集近半流动青年人口，多分布于四环至六环间城乡接合部
朝阳、海淀、昌平，这3个流动青年人数各达50万以上的北京区县，容纳了北京近一半的流动青年。调研组发现，这部分群体分布在四环至六环之间的城乡接合部的社区和村庄中。
和2012年团北京市委的调研相比，流动青年的聚集区域逐渐向外扩散。调研组分析，这与北京城市建设和城乡接合部改造的步伐加快有一定关系。
魏则兴经历了房屋的变迁。2003年，他在北京和3名工友租住在和平里，共20平方米，除了两个上下铺、一个小桌之外就放不下别的东西了，每人月租50元。
4年之后，魏则兴兼顾3个项目，但依然住在板房。夏天，铺了一层油毡的石膏式板房很热，夜晚难以入睡，等到晚上11点稍微凉快些才能睡得着。板房是大部分工人的选择。通常每栋板房有3层，共45间，每间可容纳4人到12人不等。
这与调研组的结论相吻合。调研组发现，相对集中管理的建筑、保安业青年以工作地集体住宿为主，日常工作生活基本都是和同事在一起，在外租房居住的仅占13%。
调研报告显示，居住分散且条件较差的算大型商场和市场的青年销售人员。从居住情况来看，该群体大都在工作场所周边自己租房，多数居住在城乡接合部条件较差的村庄中，仅16%居住在配套公寓或单位集体宿舍中。
刘磊的妻子也在京客隆厂家工作，两人每月加起来有8000元左右的收入。他们居住在工作地附近的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地下室，每月房租500元。
相对而言，工业园区的青年产业工人的就业、居住更集中一些。调研显示，在各类园区就业的产业工人约60%居住在园区、单位提供的公寓或宿舍中。主要工作、生活空间高度一致，与外部接触少，在可信赖的朋友圈中本单位的同事占到53%。
最为分散的是分散就业和生活的流动务工青年，他们60%以上都以各种方式租房居住，仅有部分餐饮业从业人员由单位提供统一住宿。
普遍有提升的动力和愿望，希望获得就业信息、技能培训等帮助
经过数年打拼，一部分青年流动务工人员在北京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刘磊从一名普通员工到领班只用了两年多，“干一份工作就得干好了，刚开始不熟悉，但是现在得心应手”。
他自己买了电脑，回家通过老乡和互联网了解考试信息，“我想考营销管理方面的专业”， “去年想过要考大专，感觉自己的知识还是不够用”。
目前略显尴尬的事实是，流动青年中78%为大专以下学历的青年流动务工人员，而这当中约200万人为初中学历，占流动青年总数一半。
调研报告认为，大型商场和市场的青年销售人员对未来规划比较模糊，该群体由于业余时间少、工作内容单一，绝大多数对于如何提升自己、未来怎么发展没有明确规划，“有留京意愿、没具体目标，也不清楚如何实现”。
对于分散就业和生活的青年流动务工人员来说，该群体中44%的近两年换过工作，80%的最想得到的帮助是“提供丰富的就业信息”。调研组发现，相当一部分行业没有技术等级和标准体系，缺乏人才培养和选拔的机制，从业人员长期从事单一水平的工作，难以实现技能提升和地位改变。
同样期望改善现状的，还有保安、建筑行业的从业者。调研报告显示，这部分人群中33%对当前境况表示不满意，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度普遍较低。
魏则兴便不甘于现状。他月收入8000元，其中5000元寄给家人，“留在手上的钱，更多用在了考试上”。去年，魏则兴自学通过了造价员考试，此前他还拿到了施工员证。
史靖旭则已经自考了宁夏大学艺术设计的大专，“现在离自己的理想还有一定距离，但我在印刷方面的理想在慢慢实现。”史靖旭的语气中充满希望。这名2009年中专毕业的辅助工人，如今，早已竞争上岗升级为管理50个人的生产班班长了。
本报北京5月4日电
本报记者 卢义杰 实习生 谢亚乔 阚文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