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不开雷锋的日子

    褚士奇和雷锋本没丁点儿关系，他却说自己已经和雷锋“连在一块儿”。他说，全国各地，只要一开展学雷锋活动，大部分组织者都会想到他。他计划出一本关于雷锋的书，还说自己是雷锋的“超级粉丝”。

    他也刻意和雷锋扯上关系。他名片正面的两个对角，均印着雷锋的画像。正反面印着的10个头衔中，就有6个与雷锋有关。比如中华雷锋文化促进会会员、抚顺学雷锋典型联合会副秘书长、抚顺市雷锋小学（等全国多所院校）校外辅导员等。退休之前，他还有一个更为官方的身份，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建设雷锋城办公室主任。

    他家的老房子，更像是一个关于雷锋的仓库。这里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关于雷锋的报纸书刊、纪念章、邮票、搪瓷缸等，还有现今的雷锋纸巾、手表、鼠标垫等，共有“上万件”。藏品的体量一再扩大，从原来的一间书房，逐渐挤到客厅。这些藏品，和褚士奇经营美容店儿媳妇买进的化妆品一起，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挤得满满当当。

    对每一个初到抚顺的人，他一定要拉着对方参观雷锋纪念馆。在纪念馆里，他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他能讲出每一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指出那些不甚准确的表述，辨认出哪些藏品是自己贡献出去的，久久不愿离开。

    从纪念馆出来，他“设计”的路线还有：雷锋墓、雷锋中学、雷锋小学和雷锋幼儿园。哪怕这一天下着大雨，鞋子淌满了水。

    62岁的褚士奇在辽宁抚顺生活了五十多年，这里是雷锋的“第二故乡”。雷锋于1962年因公牺牲后，褚士奇耳濡目染不少雷锋的事迹。参加工作后，他凭着自己的美术功底，常常为单位画宣传版画。正值全民学雷锋，和版画中的“雷锋”接触多了，年轻的褚士奇就被带进雷锋的世界。

    从那时起，年轻的褚士奇就和雷锋有了故事。

    当年雷锋辅导过的小学生，拍摄过雷锋的摄影师，以及雷锋的战友、工友都是他寻访的对象。有人回忆说，褚士奇曾挨个儿把与雷锋有关的人找到，让他们讲和雷锋之间的故事。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故事，为了考证“雷锋风雨中送大嫂”事迹的准确性，褚士奇花了8年时间辗转寻找故事的当事人。他意外发现，故事里所说的大嫂带的是一儿一女，其实应是两个男孩儿。

    他还花4年时间，寻访过当时与雷锋通信的一名10岁女孩。他还考证过《抚顺日报》署名“雷峰”的人，应是雷锋。一番考证后，他还发现，雷锋当年曾是一名较为出色的新闻报道通讯员。

    对雷锋，褚士奇不乏“痴迷”。

    有一年，北京潘家园旧物市场一业主给他打电话，说有一批关于雷锋的旧报纸，问他要不要。他二话没说，买了火车票，揣上3000元就赶赴北京。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后，除了车票钱，剩下的钱只够吃碗牛肉面。

    还有一次，他到武汉出差，硬是从一堆音像制品中找到一盒关于雷锋的录像带。虽然遭到售货员白眼，可他却说自己“捡了个漏”。

    连朋友都为褚士奇对雷锋痴迷而“疯狂”过。前几年，朋友到北京出差，看到不少人拿着一枚雷锋像章从献血车走出来。朋友想顺便给褚士奇带一枚，一问才知需无偿献血。朋友二话没说，献出200CC鲜血。

    在褚士奇的藏品中，还有朝鲜语、英语、德语等关于雷锋的书籍。最小的一本是只有成年人拇指大小的《名人名言》。

    时代变得太快了。一开始，是全民学雷锋；到后来，网络上不断有质疑雷锋的声音出现。

    “我就是要通过我的行动，证明雷锋的真实性。”褚士奇激动地说，下巴上的山羊胡随语速前后晃动着。

    为回击质疑的声音，褚士奇在网络上注册了两个账号。在一些贴吧里与人辩论，自己顶自己。

    他还不遗余力地从过去的资料中，寻找为雷锋辩护的信息。

    有一次，他在一张雷锋当兵时的体检表复印件上，发现雷锋的工资有34.5元。他推算，每月加上加班费等，月收入能达到五六十元。他把自己的发现贴在网络上，觉得是给抹黑雷锋生活奢侈的人“有力的一击”。

    “说那些话的人简直就是当代的汉奸！”他愤愤不平地说，“雷锋活着时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牺牲时也就20多岁。有什么值得攻击的？”

    老人倒地路人不敢扶的消息，也传到他耳中。

    “改革开放之后，这社会就变得缺乏一种正气！”他感慨道，并把一些官员的腐败等社会现象归结于此，“如果我看到老人倒在马路上，肯定会伸手去扶”。

    褚士奇因雷锋而出名。他不仅担任抚顺市内20余所学校的校外辅导员，还被邀请到全国各地做学雷锋主题的演讲。他乐此不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正是如今宣讲雷锋精神的意义”。

    当然，他也不乏风趣，有时也讲讲雷锋的恋爱观。“日记里写的‘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婚姻问题不着忙’也可以理解为他的恋爱观”。

    褚士奇从不避讳在公共场所讲雷锋。公共汽车上，他会指着街头的雷锋招牌夸张地惊呼；对不认识的人，他主动亮明他的身份，让人知道他与雷锋的关系。

    5月的第一天，肚子滚圆的褚士奇身穿一袭白色的中式裤褂，挎着军绿色的相机包，头戴一顶前进帽，胸前戴着“学雷锋典型联合会”的徽章，手腕上戴着瑞士伯爵手表，前去赴宴。一路上，他声音响亮地向同行者介绍自己这些年寻找雷锋见证者们的经历，引得周围路人不时侧目。

    “外人看我高谈阔论学雷锋，好像在看精神病一样，我已经习惯了。”褚士奇满不在乎地说。

    即使赴宴，他也特意选择有雷锋元素的餐厅，好让对方“对雷锋有更深的认识”。这家门口立着雷锋雕塑，纸巾包装上印着雷锋头像，据说是褚士奇提议的。在他的提议下，餐厅门前的和平路也改为“雷锋路”。对此，他甚是得意。

    服务员“唰唰”几下，将有雷锋像的纸巾包装纸撕掉。褚士奇连声喝止，但为时已晚。他不满道：“来过好几次了，每次都晚说这一句！”他本来预备着，把这几张包装纸带回家，收藏起来。

    在占据一大面墙的雷锋书籍里，褚士奇说他最爱读的就是《雷锋日记》和《回忆雷锋》，尤其是前者，几乎成了他的案头书，每隔一段儿时间就要翻翻看，“每次读都有不一样的感悟”。

    和雷锋交往多了，他对雷锋精神也有了新的体会。他把如今的雷锋精神概括成16个字：与时俱进，从我做起，立足岗位，求真务实。“现在的雷锋精神不应该局限在做好事上，而是要做能人。”他说。

    这名雷锋的“超级粉丝”，也做过不少雷锋式的好事。他曾在自家小区里救过一位不慎坠楼的大娘，在下班路上把摔得“血赤呼啦”的小孩送到医院，还帮忙追过公交车上的小偷，打退过深夜猥亵妇女的流氓。他的儿子褚尔文回忆，单是他看到父亲在浑河里救人的经历就有两次，母亲在世时，两人还一同资助了两名大学生。

    “和雷锋一样，我做了好事从来不留名。”褚士奇说。

    不过他也收集了关于自己的一些剪报，从在信访局任职时“飞身救讨薪民工”的好人好事，到知识竞赛获奖，记录的都是他的“光辉事迹”。他说，这本剪报是为了留给孙辈的孩子，希望他为爷爷感到骄傲。

    他试图说服所有人像他一样学雷锋。在雷锋精神是否过时这个问题上，他随时随地准备着与人辩论。曾有旧书摊的老板对此表示不屑一顾，他就一直站在那一边苦口婆心地劝导对方：“如果是你的母亲倒在马路上，你希不希望有人上前帮忙？如果有，这个时代就还需要雷锋。”

    因此，他不满学雷锋只是一阵风，也反对陈光标高调做好事。

    已经退休一年多，在外人看起来打扮得“更艺术范儿”的褚士奇，讲起话来还保持着过去当领导时的特点，总是讲求提纲挈领，喜欢引经据典，饭桌上谈起雷锋带领小学生拾粪的事情，他会一口气把背景追溯到鸦片战争时期。

    他周围总是热闹的。他的微信加了有关雷锋的13个群，他还担任其中一个群的“副团长”。 去年秋天，群里组织大家到农村帮忙收玉米，结果，“一群人忙活一天，干的活儿没有农户一家三口干得多”。

    褚士奇出身“资本家”，因此积极向雷锋靠拢。年轻时，他就是单位学雷锋标兵，“在工作上，要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齐，在生活上，要向水平最低的同志看齐”。

    尽管如此，他“递交的入党申请书和思想汇报有一大摞”，却始终未能入党。上世纪90年代，他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当上了区、市两级政协委员。

    追随雷锋几十年，褚主任也有意难平的时候。临退休前，他被调去某单位处理烂摊子，好不容易扭转了局面之后，却因为有人作梗，没能当上正职。那段时间，他情绪非常低落，“我可以任劳，但不能任怨。”他说，“可能这就是我和雷锋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