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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农大51名正定籍同学与习近平总书记“结缘”，是1982年到1985年，习近平在正定工作期间。
那时，习近平曾与这51名青年通信，当面座谈，为他们的成长创造条件。更多的时候，这些在外求学的大学生，则成为这位年轻县委书记在家乡工作的见证者和受益者。
1985年习近平离开正定时，他大力倡导“人才经”所集聚的人才效应才刚刚开始释放，而这51名河北农大正定籍大学生，其中不少人还在校园。
30年后，当时陆续回乡工作的26名大学生，如今大都在当地农业、畜牧、林业等一线部门独当一面；放眼全国，他们中更是陆续走出了多位石家庄市、河北省乃至全国的顶级专家“大腕”。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前人所栽之树，后人已然乘凉。
“农村迫切需要农大学生，农大学生同样也离不开农村”
1983年12月的一个星期天，当时就读于河北农大农机系的肖玉良和几名同学步行到保定火车站去接吕玉兰。
这年9月，新学年开始后，闻名全国的劳动模范吕玉兰来到河北农大农经系学习。时任正定县委副书记的她，受邀参加了该校正定籍同学的聚会。
那天，从石家庄返校的吕玉兰请大家到路边的饭铺坐下，为大家点了包子后，自己却从书包里拿出自带的馒头、咸菜。这位县委副书记一边大口地把馒头和咸菜送进嘴里，一边兴奋地宣布：县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托她给大家捎来了一封信。
现任石家庄裕华区委宣传部部长的肖玉良每每忆及此事，总感到30年前的情景如在眼前。
在那封写给正定籍大学生的信中，这年7月开始担任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很高兴地向大家报告，目前我县的经济工作已经逐步纳入商品生产的轨道，精神文明建设以及机构改革等其他各项工作都在顺利进行”。（注：本报1984年3月13日曾在2版头条报道《县领导关怀负笈者 大学生不忘故乡情——中共正定县委书记与本县籍大学生的通信》）
当年分管文教卫生工作的正定县副县长何玉记得，1982年，正是由于习近平、吕玉兰两位县委副书记多方反映，引起上级部门重视，并经过调查，才把正定粮食征购任务减少了2800万斤。“正定开始摘掉‘高产穷县’的‘帽子’。”
而在此前，国家给正定制定了较高的粮食征购任务，经常是农民交完征购粮，剩下的自己就不够吃了；而县里为了维护全国闻名的粮食高产县的“面子”，片面追求粮食高产，“踩”棉花，挤油料，压瓜果，砍副业。习近平当时刚到正定工作不久，就向上级部门如实反映问题，县委主要领导为此还担心对其造成不好影响。“但习近平表示，实事求是向上级反映问题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你们不用担心。”何玉回忆说。
随着粮食征购任务下调，老百姓吃饱了，还想富起来。习近平便开始带领大家大胆改革：冲破“经济上农业单打一，农业上粮食单打一”的模式，走“半城郊型经济”发展之路。他当时提出，适当压缩粮田面积，提高土地利用率，多种植经济作物，大力发展棉花、蔬菜、瓜果、花卉、食用菌等市场需要的经济作物。
但随着正定县种养结构的调整和新的农业技术不断推广应用，农业人才捉襟见肘的矛盾愈发凸显。
在写给这些素未谋面的大学生的信中，习近平将正定当时面临的这一难题实言相告：“我们的工作还有困难、有阻力、有缺陷，不可能尽随人意，特别是在农村，文化落后、科技落后的状况并未根本改变，陈旧的小生产经营方式的束缚并未取得根本性突破。”
习近平对这些农学专业的大学生表示：“农村迫切需要农大学生，农大学生同样也离不开农村。”
“这些可绝不是套话、空话、客气话。”30年前的这封信如今读来，已经78岁的何玉依旧感慨，“这是从当时正定实际出发的真话、实话、知心话。”
接到来信几天后，51名大学生经过讨论，由肖玉良执笔给习近平写了回信。
针对县里农业人才缺乏的困难，他们特别提出：“尽管我们现在的知识面还很窄，但是如果咱县生产在农艺、农技及农经管理方面遇到什么问题，我们还是希望能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与您们一起研究，或者利用在校的有利条件，请老师帮助解决。”
果然，小客村的农民此后不久就向河北农大发出了求助信息。
上世纪80年代初，正定小客村种植的苹果树树龄已经十几年了，正处于盛果期，但果树一个劲儿疯长，就是不怎么结果。接到求助后，经园艺系师生出手一修剪，来年果树便果实累累。
当时，他们的到来把教育局长、农业局长美坏了
1984年，仝建伟填报毕业分配志愿时首选邯郸地区。对这个选择，他理由简单：邯郸蔬菜种植搞得好，而他正是河北农大园艺系蔬菜专业的高材生。
分配结果揭晓，却事与愿违，仝建伟被分到了邢台地区，令他沮丧的是，这意味着要和自己钟爱的蔬菜专业告别。仝建伟不甘心，决定为了蔬菜博一把：去不成邯郸，就回石家庄地区搞蔬菜。
得知仝建伟的想法，邢台地区的工作人员也没为难他：调走可以，只要有人先接收，我们就放人。仝建伟兴冲冲地赶到石家庄，石家庄地区的工作人员表示欢迎，但接收可以，前提是邢台先放人。
此后，这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便在两个地区之间来回奔波，双方却像比赛似的，谁都不肯先开“绿灯”。
一同分配的同学都报到上班了，仝建伟的工作却悬而未决。眼看9月已过，10月初，在石家庄地区召开的人才交流会上，事情终于出现转机。
得知仝建伟为了搞蔬菜想回石家庄地区工作，赶来参会的正定县人事局工作人员乐了：县里正在开发商品菜基地，缺的就是这样的人才。接过他递来的表格看了看，“啪”一个大章盖下去——“我们接收了！”
“5分钟都不到，幸福来得太突然！”30多年后的今天，仝建伟用这句俏皮话形容那一刻的心情。
而当年习近平在正定大念“人才经”的受益者，又何止仝建伟一人。
曾任正定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的王志敏记得，习近平在正定时要求大家，对待人才要围绕“看、用、养、招”四个字来做文章：看待人才贵乎正，使用人才贵乎当，培养人才贵乎周，招聘人才贵乎广——才集贤众，方能振兴经济。
正定县畜牧水产中心主任朱思杰回忆，当时在河北农大，正定县破格录用岸下村农民黄春生为国家干部的“新闻”，就在他和同学中传为“美谈”——黄春生因十几年刻苦钻研培育出优种“冀棉2号”，被正定评为助理农艺师，并安排到县农科站工作。
1984年3月，面临毕业分配的肖玉良给习近平写了一封信，信中表达了希望回到家乡工作的愿望。
几天后，这位农村大学生就收到了县委书记的亲笔回信。
在这封写于当年3月31日的书信中，习近平写道：“肖玉良同学，你迫切希望毕业以后回正定工作的心情我是充分理解的，我们热烈欢迎你们回到家乡来，为振兴正定，实现正定的经济起飞而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争取有更多的大学生到正定来工作。当然，其中也包括你们在内……”
正是这样的温暖，让当年毕业分配时的正定籍大学生总是千方百计回正定。1983年和习近平通信的河北农大51名同学中，就有26人先后回乡工作。
“当时可把教育局长、农业局长们美坏喽！”何玉笑着感叹：那时基层多缺大学生啊！
农机系肖玉良、植保系崔际良二人1984年到正定农业技术中学报到时，这所新成立不久的农业中学竟没有一位学农的科班教师；王俊杰和王金凤是河北农大植保系1986届的同学，他们一个是恢复高考后正定东咬村的首个大学生，一个是北王庄村的首个大学生，毕业后两人又一同被分配到正定县植保站。
河北农大这26位毕业生大多是所到部门分到的首位大学生，他们所学更是涵盖了农学、农经、农机、牧医、植保、园艺等各个专业。
对家乡知之甚深，才能爱之愈切
分配后，由于当时正定农业技术中学没有开设农机专业课程，肖玉良1984年先是在学校打了几个月“杂”，接着又勉强教了几个月体育课。这位农机专业的本科生为没有施展所学的舞台而烦闷。
一同毕业的同学将他的苦恼反映给了县委领导。可当时想要调整工作岗位，并非易事。由于基层师资普遍紧张，地区教育部门对分配的大学生只进不出几乎成了“铁律”。
但事情在1985年的一天突然有了转机——他被通知到县科委报到。报到后不久，他才从吕玉兰那里得知：为了他的工作，习近平曾再三跟有关部门强调，要合理分配使用大学生，贯彻学以致用。
而在他接到新的工作单位报到通知前，习近平同志已离开正定，远赴厦门任职。
旧事重提，肖玉良感慨依旧：习近平同志当年对青年的关心和爱护，绝不仅仅是出于“为官一任”。
在正定工作时，习近平一直紧抓改善办学条件。王志敏记得，那些年正定财政是典型的“吃饭财政”——实在没钱。为了帮助北贾村改善办学条件，习近平甚至自掏腰包，捐出了200元。“那可是当时他3个月的工资。”
2013年，习近平到北京庆丰包子铺用餐，引发媒体聚焦、网友热议。对此，肖玉良和当年河北农大正定籍同学却“得意”地表示：“早在29年前，习大大还亲自请我们吃过包子嘞！”
1984年暑假，正定县有关部门邀请所有正定籍在外就读的大学生回乡搞社会实践。总结会后，习近平和大学生一起共进午餐，吃的就是包子。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曹兵海清楚地记得，刚过而立之年的县委书记和他们一同吃包子时，气氛热烈。如今已是我国肉牛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的曹兵海，就是在那个暑假，骑着父亲的二八自行车，带着馒头咸菜，走村串户，完成了学术生涯的第一份调研报告——《正定养兔产业调查报告》。
曹兵海的同学、河北省农业厅总兽医师冯雪领至今还能想起，在那个夏天向农村“赤脚兽医”学来的给仔猪去势的“绝技”。
习近平在正定时，曾在《中国青年》上专门撰文和青年朋友们谈正定。他写道：“要热爱自己的家乡，首先要了解家乡。深厚的感情必须以深刻的认识做基础。唯有对家乡知之甚深，才能爱之愈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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