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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难，难于上青天”，随着“立案登记制”自5月1日起正式实行，这句浸着诸多状告无门者的辛酸泪的调侃，似乎有望成为过去式。
作为切实解决“立案难”问题的关键之举，《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指出，将改革人民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对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
在一片“点赞”声中，也有人提出了自己的担忧：有案必立是否意味着没有门槛限制？法院办案压力是否会激增？进入5月，公众对该制度的关注，提升到了新高度。
“立案登记”并不是“有诉必立”
由“审查”到“登记”，两字之差，对老百姓打官司意味着什么？据北京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介绍，以前，在立案审查制下，法院要对诉讼案要件进行实质审查后，再决定是否受理。“立案审查制往往在未进入法庭之前就把案件‘打回去’，造成大量案件进不了法庭。”
其危害显而易见。回顾近年一些群体性事件，不少是因当事人“求告无门”而起。在一些地方，涉及“民告官”的、征地拆迁的、政绩工程的司法案件，往往会被贴上“敏感”标签，导致当事人的诉求被挡在司法程序之外。久而久之，一些人就转而走上信访的路。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志伟认为，这导致信访现象大量出现，也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社会稳定。
“这是长久存在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宋英辉评价。
而现在，《意见》规定，法院除了明确不予登记立案的情形外，当事人提交的诉状一律接收，并出具书面凭证。在合法的前提下，《意见》要求对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自诉和申请，一律接收诉状，当场登记立案。
《意见》还规定，对于当事人诉讼请求，法院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决定是否立案。
但姜明安提示，“有案必立”也是有前提的。“立案登记制不意味不审查，而是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姜明安说，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否则，有诉也不能立案。
“立案登记制其实主要解决的是诉求和审查之间的问题。”宋英辉补充道，“并非所有的案件都会立案，前提是——形式上必须合法，这也是为了方便真正有诉求的老百姓，其诉求能进入司法程序。”
但是，诉讼门槛降低了，会不会有人钻空子，随便告？从立案登记制提出开始，这个担心就一直存在。
“在审判实践中，恶意虚假诉讼是比较好判断的。”陈志伟认为，一旦发现违法滥诉的行为，应直接依法处理。
记者查询发现，《意见》对制裁违法滥诉也有详细规定。姜明安认为，各级法院应事先确定对滥诉的相应的应对和制裁措施，包括驳回起诉、罚款、拘留等，构成犯罪的，还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解决纠纷的途径很多，并非行政诉讼一途。”姜明安还表示，还有行政复议、行政调解、行政裁决、申诉信访、人事争议仲裁等，有些争议还可通过民事仲裁等方式解决。
立案登记制也在“保护”法官
过去，立案“难”不仅“难”百姓，也让一些法院为难。
“立案的阻力来自多个方面。”姜明安表示，“一是地方的干预。一些案件如果被地方领导认为影响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就有可能向法院‘打招呼’。二是法院的院长、庭长指示。他们也许受到外界压力，倾向于把案子‘压下来’，既不让立案，也不让立案庭作出不予立案、不予受理的裁定，就是一个字——拖。”
另一方面，法官自身素质也是立案面临的挑战之一。
姜明安说，“立案庭的法官中，有人本身对法律的理解以及法治意识就不强，可能会有‘能打回去就打回去’的观念，这也会把部分案件挡在法院之外。”
陈志伟告诉记者，还有一些案件难以进入司法程序，则是法院“为自身考虑”的结果：“比如，一个案件原本应该归法院管，但司法的权威性不高，判决以后得不到很好的执行，同时案件在社会上影响又很大，受理后会给法院造成负面影响，”他说，这时候，在过去的制度下，案件就可能被挡在法院门外。
而立案登记制，可能会让局面变得不一样。
“至少，人们有了更多诉请司法裁判的机会。”陈志伟说，“比如，张三欠了我的钱，我却向法院起诉李四，或许这背后涉及‘三角债’等问题，但仅从证据上是无法反映的。在审查制度下，法院极可能不予受理立案，可是在登记制度下，这样的案件就有机会了，更有利于化解矛盾。”
同时，姜明安指出，当前，司法体制改革仍在进行中，跨行政区域法院还没有普遍设置，地方对法院的影响，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排除。因此，他认为，立案登记制不仅保护老百姓，也保护了法院立案庭的工作人员。
“在面对各方压力时，他们可以说：‘对不起，我不登记、不立案，当事人会告我，我要受处分。’这样一来，法官们就有‘充分理由’去抵制各方面的干预了。”他表示。
不过，姜明安认为，立案登记制实施以后，干预现象也不可能完全杜绝。而要让诉讼制度真正保障公民权益，也不能仅依靠立案登记制度。
“最终，还是要通过司法体制的整体改革，来彻底解决问题。”姜明安说。
门槛降低，司法实践如何迎接考验
不过，立案登记制正式实施后，法院面临的压力也如影随形。
最直观的压力来自工作量。不少专家提出，实行登记立案制后，法院各类案件数量预计会有不同程度地增长。
“原来的案子有大量挡在外面，受理的只是一部分，现在大部分案子得以进入，短期内法院工作量必然会增加。”宋英辉认为，案件“井喷”的现象，短期内可能会出现，甚至会比较突出。
但宋英辉表示，实践中，不必为此过于担忧。“长久来看，过去积累的问题处理到一定程度后，随着案件质量的提升，压力会缓解。”
据陈志伟介绍，2008年民事再审案件“上提一级”的诉讼制度改革之后，到上一级法院上诉的数量也曾一度大增。但案件的总量基本未变，只是在不同层级的法院之间案件数量发生了变化。事实上，运行几年之后，案件数量又逐渐回归正常。
“案件总量是有限的。虽然肯定会增加，但不是长期增加。”陈志伟说，“在一定时期，对法院可能有影响，但若将眼光放长远，实行立案登记制后，数量并不是想象中那么恐怖。”
目前，我国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远远低于民事诉讼。姜明安告诉记者，立案改为登记制后，行政诉讼案件会大幅增长。不过，他认为，法院能够承受增加的工作量。
在姜明安看来，眼下，各级人民法院如何采取切实措施，保证立案登记制真正落实，是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他建议，立案制度改革初期，各级法院需要在三方面“发力”。
一是通过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立案登记的前提条件。
“比如新《行政诉讼法》第49条规定的各项起诉条件中，‘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就需要司法解释明确什么是‘具体的诉讼请求’、包括哪些范围。对‘具体的事实根据’有什么最低限度的要求等。”姜明安认为，只有明确了各项起诉条件的内涵和外延，法院负责立案登记的人员，才能高效地为起诉人办理登记立案事项。
二是对法院负责立案登记的人员加强培训，“要全面了解和熟练把握登记立案的程序和相关要求，否则，不能批准其上岗履职。”
第三，法律还需进一步明确对滥诉行为的应对制裁措施。
至于“人少案多”困局，姜明安认为，可以在法院内部进行调剂，也应该适当给法院增加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