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父母

    □河南新乡的申氏五姐弟，在母亲李文英去世后，决定拍一部纪录片来“留住”已逝的父母。

    □此时，这个以摄像为生的大家庭才发现，“父母生前留在世上的影像，实在太少了”。他们用8年时间，走过几千公里，拍摄了1000多小时的素材，在2015年3月母亲去世10周年之际，完成了这部纪录片，并在父母曾生活的砖瓦厂家属院举行了首映。

    □在摄制纪录片的过程中，5个子女也重新发现了他们的父母和父母所生存的时代，也更加理解了“父母”这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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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0日是2015年的母亲节，50岁的申长云和很多人一样，微信朋友圈被与母亲有关的内容刷了屏。

    但与很多人不一样的是，他们“送”给母亲李文英的礼物是一部纪录片，并且已经在3月24日晚上送出。

    那晚，河南新乡砖瓦厂家属院内一改往日的平静。老人们坐在老树下低声谈论着，几排旧楼围成的空地上，高高挂起了一块银幕，追光打在几块简陋的木板搭建而成的舞台上，那上面煞有介事地铺了一层红毯。

    年轻漂亮的主持人宣布“首映式”开始后，申长云的心脏扑通扑通地跳。临上场，他突然转头对二弟申长明说，“要不你上去讲吧！”

    身为长子，他最终还是走上舞台，接过了侄女手中的话筒。

    “你们还记得砖瓦厂的申连成和李文英吗？” 他用很大的力气喊出了父母的名字，声音因激动而微微颤抖。

    台下大多是砖瓦厂老职工，这块银幕轻易便勾起他们对年轻时厂区里放露天电影的记忆。他们同样忘不掉的，是每次放电影前喇叭里广播的先进劳模申连成的名字。

    这个他们所熟知的老同事，已在22年前去世。如今，在他夫人李文英去世10周年之际，他站在砖瓦厂台上和台下的5个儿女，用了8年时间，走过几千公里完成了这部纪录片，“想留住父母”。

    他们是这场首映礼的策划者，也是影片拍摄者。在拍摄完1000多小时的素材后，他们也重新发现了自己的父母。

    “父母生前留在世上的影像，实在太少太少了”，对一个以摄像为生的家庭来说，这有些不可思议。

    投影仪的光打在银幕上，调皮的孩子在低矮的舞台上来回追逐着影子嬉戏，大人们则在一片漆黑中议论纷纷。这一切在第一帧画面出现时，都归于沉寂。

    镜头在雪地里左右摇摆前进，“咔嚓咔嚓”的脚步声，伴随着粗重的呼吸声，以上坟开始的画面显得平静又意味深长。祭奠过后，摄像机对着车窗外柔和的太阳拍摄，随着路途颠簸，太阳好像在一排行道树里跳动。申氏兄弟说，这体现了他们当时并不平静的内心。

    “我们这一辈子也不像人家一样有轰轰烈烈的事业，我们的家庭是全国最最最普通的家庭，吵吵闹闹、磕磕绊绊走到现在。”二儿子申长明说。在哥哥眼里“嘴太猾”的他，现在在大家庭里负责迎来送往，是应对媒体的“发言人”。

    这个大家庭始于上世纪30年代，申连成和李文英分别在河南浚县一条河的上下游出生。之后不久的1942年，他们赶上饥荒席卷全省，河南省的3000余万百姓，有300多万人饿死，另有300多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轧而死者无数。

    因为脚上有伤，6岁的李文英没随母亲外出逃荒。怀有身孕的母亲挑着两个箩筐，里面坐着她年幼的弟弟和女儿，她两个大一点的儿子则一前一后跟着。沿途吃了许多苦，荒，却终究没有逃掉。最终，李文英的母亲和舅舅饿死异乡，一起逃荒的乡亲把二人草草葬在了山西的土地上。李文英的姐姐被送人，她的两个哥哥，一个去了煤矿干活，一个当兵上了战场。

    在纪录片里，申氏兄弟借用了电影《一九四二》的镜头描述这段逃荒的经历，给了箩筐一个大大的特写。因为后来，李文英那位当兵的哥哥回来认亲，找到妈妈和舅舅的坟头，挑回两堆白骨，完成一次“团圆”，用的就是两个箩筐。

    这也让申家儿女经常感慨命运的“幸”与“不幸”——如果母亲李文英当年不是因伤留在老家，此后所有人的故事都将会改写。

    他们在逃荒中出生的小姨，当年就像个物件一样，被辗转送了4户人家，并终老山西。在小姨离世前，申氏兄弟为拍纪录片曾5上山西，尽力“还原母亲的过去”。

    为父母拍纪录片，则缘于一直搞婚礼摄像的兄弟仨看到了获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山有多高》。“凑一起看完后被纪录片里的情怀感动了，”决定拍一部属于自己家庭的纪录片。

    早在15年前，申家已有7台摄像机，摄像生意当时在新乡做得远近闻名。但在2007年决定开拍记录片时，他们才懊悔地发现，“父母生前留在世上的影像，实在太少太少了”。

    兄弟三人凑在一起，回忆了很长时间才想起，母亲李文英第一次入镜，是在申长明拍摄女儿时。那时，他的二女儿正蹒跚学步。

    “我记得在河堤上，因为要拍女儿，我把机位架得很低，母亲在后面走，远远地拍到了她。” 申长明边回忆边操作他的电脑，每个硬盘里都有母亲的文件夹，但可供使用的素材实在有限。仅有的一些视频，也是摄像机需要放电时，逮着谁拍谁，无意中留下了母亲零星的影像。

    对一个以摄像为生的家庭来说，这有些不可思议，也让兄弟三人决心回访山西、砖瓦厂和老家，试图从父母同辈人的只言片语里，拼凑出父母工作、生活的全貌。

    “都说母爱是伟大的，怎么伟大？这就是最伟大的。”

    砖瓦厂家属院内贴了两张纪录片的海报，背景是昔日砖瓦厂的风貌。高耸的烟囱直插云霄，红色的砖头组成低矮的厂房。

    这家成立于1953年的砖瓦厂，起初名为河南省机制砖瓦公司，后来成为远近闻名的国营大厂。那时，在卫河上当了4年纤夫的申连成看到招工信息后，决定试一试。不曾想，这一试便让他奉献了一生，并给一家人的命运都打上了砖瓦厂的烙印。

    这个曾占地2400亩的时代产物，辉煌时期有3700名工人。申氏兄弟年少时喜欢沿着砖瓦厂的围墙走，围墙外是一片农村，围墙里则是个小型的社会，设施一应俱全：学校、保健站、礼堂，甚至还有理发店。

    很长一段时间里，小火车是进出砖瓦厂和新乡市区的唯一交通工具。人们坐在小火车装载的砖上，单程需要50分钟。在围墙里度过了整个青春的申长云感觉，砖瓦厂就像一座“孤城”。

    他那背瓦拉土干苦力的父亲申连成，则凭借自己的勤劳，成为“城”里最耀眼的明星。

    厂区距离家属院20里地，他们放映纪录片的地方，若干年前只是一片卸砖的空地，由一列小火车连接厂区。小火车的露天车厢，曾拉着申连成和同事们到厂区，然后装着新生产出的砖瓦，运到新乡市里，再运向建国初期正在大搞建设的全国各地。砖瓦厂的老职工回忆，他们的砖最远运到了东北，真正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只身一人进厂的申连成不仅投身其中，还给在老家的妻儿们留下了“砖瓦厂似乎是比家更重要”的印象，这也让他后来被评为河南省劳模、还当上了省人大代表，获得了很多荣誉。

    半个世纪后，儿女们在纪录片里回忆，父母刚刚结婚时，“他们白天干活，晚上相见，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内，彼此的容貌都不熟悉”。

    最终导致一家人团聚的，竟是上世纪60年代的那一场大饥荒。在老家食不果腹的李文英，只能带着孩子到厂里找丈夫。夫妻在砖瓦厂团聚后，他们的长子申长云在1965年出生。

    然而，就在他和弟弟们开始拍纪录片的当年，砖瓦厂宣布破产，但“破产不停产”。这给了申长云重回砖瓦厂的机会。

    2010年，为了体验父亲当年工作的环境，会计出身、坐惯了办公室的申长云选择了回砖瓦厂干一年体力活，并拍下一些影像。

    在镜头里，申长明与一个正在拉灰的精壮汉子聊天，“您今年多大年龄？”

    “38了。”男人光着膀子，一边铲灰一边回答。

    “38了？不显，瞧着怪年轻。”

    “咦，干这活累得可显老。”

    “一天干几个钟头啊？”

    “一般干6个小时就拾夯（收拾的意思）了，再干就受不了了。”

    在随后的长镜头里，申长明说，“现在我一下子就想起俺妈，也是拉着同样的灰，一天干8个钟头，还要给俺姊妹5个做饭，下班还要翻坯，俺妈当时干三样活……”说到这里，他说不下去了，“我现在有点激动，都说母爱是伟大的，怎么伟大？这就是最伟大的。”

    为了体会老人们的这种“伟大”，兄弟仨曾带着各自的孩子到砖瓦厂，重新体验爷爷奶奶曾经的工作。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半大的孩子们开开心心地翻转着砖头，显然把这当成了一种游戏。

    他们的奶奶李文英，当年可没有这么轻松。当年这个壮劳力，每天需要沿着小火车的轨道步行，即便没有负重，也需要走两个多小时。但不负重的情况很少有，李文英需要拉着装有500块砖的车往返两次。

    她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就得出发，跟着一群同样在砖瓦厂打零工的女人们，拉着砖穿过周围大片的空地和农田，往城里走。怕磨破衣服，行路时又赶上天黑四下无人，女人们时常把上衣脱下，光着上身往前走，每当走到一个叫做共产主义大桥的地方，天就开始亮了，女人们再穿好衣服。

    因为共产主义大桥处太陡，女人们需要三个人合力，才能推着一车砖到桥顶，回来再共同推下一车。周围农村上了年纪的人，谈起砖瓦厂这些男人女人，都会带着敬佩和感叹的语气说一句，“干活都像驴一样。”

    如今，那些男人女人有些已故去，有些已经成为老头老太太，仍住在家属区院内。扎推坐在树荫下聊天，成了他们退休生活的主要部分。有人戏称他们为“等死队”，“都是重工业出来的人，身体都不太好，年轻时出力出大发了”，也许聊着聊着，哪一天就少了一个人。

    他们曾起早贪黑挥洒汗水的那条路，已经变成6车道宽的平坦大道，两侧曾经让人迷失方向感的农田也已变成仓库和崭新的工厂。

    那些散落的砖头、杂草和残存的灶台，仍能勾起他们儿时的些许记忆。

    申氏兄弟曾一次次开车往返家属区和砖瓦厂，指着母亲曾经走过的桥，回忆它当初陡坡的样子。在那个只认吃苦的年代，他们的父亲靠着体力和精力当上了劳模。

    成就他父亲的砖瓦厂，勉强支撑了几年后，最终在2011年彻底倒闭。偌大的厂区现在只剩下门前一个立柱，上面曾经清晰地刻着“抓革命促生产”几个大字。

    赶在砖瓦厂倒闭前，申氏兄弟去了砖瓦厂采访工人。那时，出现在纪录片海报上的标志性建筑——厂里最高的烟囱上，写着大字“消除重体力劳动”。

    但大字下面，工人们依然吃力地拉着车。50年前，申连成如此；50年后，接班的人们依然如此。申氏兄弟得知，这些工人要从凌晨3点干到9点多，窑里闷热难忍，门口有个大风扇试图给里面的人送入凉风，但一进窑内，他们的摄像机就因为高温而立马停止了工作。

    下班后，工人们在大水泥池里洗澡，申氏兄弟买了菜和酒，邀请工人一起在窑上喝酒。眼前是破败的砖瓦厂，次品砖散落一地。夕阳西下，和红色的砖一起构成暖色调。看着灰尘在阳光下飘荡起来，他们忍不住会想起父亲母亲，为眼前这家曾经辉煌的国营企业在时代大潮中的没落而惋惜。

    他们看到依然有女人在这里拉砖，男人一天最多拉50车，女人最多拉30车。拉一车砖，赚一块钱。每拉一车砖换一张纸牌，收工时再拿着汗湿的纸牌去结账。

    一个安徽男人用自豪的口吻告诉他们，“我是第一个来窑厂干活的，后来把弟弟也带来了，还在这里娶了媳妇。孩子在上海工作。”他脸上挂满小颗粒灰尘，却荡漾着显而易见的幸福，说话时，一脸满足。

    但当他们的镜头对准其中一个女人时，对方有些抵触，继而小心翼翼地询问，是否会在电视上播出。后来申氏兄弟得知，女人的孩子在郑州上大学，她怕被熟人看到自己在拉砖，丢孩子的脸。

    2011年，在厂里体验生活的申长云眼看厂里最高的烟囱要推倒，便给弟弟打电话，让他带着摄像机赶来。可惜他们刚走到一半，烟囱已然倒下。随之倒下的，还有“消除重体力劳动”那几个大字。他们镜头里为了孩子而出苦力的那位父亲和母亲，也不得不另寻出路。

    站在砖瓦厂的废墟上，还能依稀望见最远处的一段围墙，留下的水塘里，脏兮兮地看不出应有的颜色。申长云听说，这个父母为之工作一生的“战场”，马上要建高新技术园区了。

    当他们把镜头转向曾经住过的更换过两次主人的老房子，发现也只有一片废墟。只是那些散落的砖头、杂草和残存的灶台，仍能勾起他们儿时的些许记忆。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家里的馍被高高地挂在房梁上，以防小孩子随意拿走吃掉。白面是极其珍贵的东西，有时母亲做花卷，外面裹一层白面，看得孩子很兴奋，一口咬下去，里面却是黑色的粗粮。小孩子有了冰糕，从来不会咬着吃，而是一点一点舔着吃。

    那种对于食物的渴望，1956年出生的大姐申留云感触最深。她出生两年后，大食堂兴起，家家户户都把锅上交，“一开始，吃得可好，俺妈说我当时都不吃菜，光拣好的吃。”没过多久，食堂里的饭越来越稀。到后来，申留云根本填不饱肚子，每次邻居家一煮萝卜缨，她就站在大锅旁，直愣愣地盯着锅，等熟了，抠下切缨时残留的那丁点萝卜，解解馋。

    有一次，申留云跟母亲排队去食堂吃饭，许多天攒下一个馍，母亲把馍交到申留云手里，让她看好，站在一旁别动，自己去另一个队排队打汤。母亲刚走，一个大人就过来把馍抢走了，抢完就跑。申留云哇哇大哭，等母亲回来，问她“你咋哭了？咋不看好你的馍？”打那以后，母亲走两步就回头看看她。

    相比之下，有些重男轻女的申连成对自己的女儿不太上心。

    “我爸有点不很待见我们俩姑娘。”申留云说，“弟弟没出生时，有什么好东西爸爸不给我们吃，都给侄子吃，指望侄子养老。”

    申长云的出生，则改变了他们的劳模父亲。在纪录片文案里，申氏兄弟描述，“家里添了男丁，父亲不再像以前甩手掌柜似的只顾工作，而是对家庭的责任感倍增，开始更多地关心母亲，关心孩子。”

    纪录片完成的前一年，小姨也去世了，成为曾经出现在片子里的第6个去世的人。

    然而，这个基本不识字的工人对儿女的关心，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环境的冲击。

    儿女需要上学的年纪，正赶上“文革”。

    申长云记得，上学第一天，自己的斜跨包里只装了一本《毛主席语录》。他们穿着统一的服装，戴着统一的帽子，连下面的表情都相差无几。课堂上，同桌两人一个将《毛主席语录》放在左上角，一个放在右上角，上课之前要先背，如果背不出，晚上放学不能回家。

    那时有英语课，但他们通常不听讲，有个口号叫“不学ABC也能干革命”，考试的时候崇尚交白卷。

    为了学工学农学军，他的大姐申留云和同学们不上课，到工厂里看工人干活，到农村帮农民割麦子。年少的学生们把割麦子当成了游戏，原本平齐的麦子茬被割得高矮不平。

    后来，申留云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与家人分离了5年。“每当看到电视剧上相似的情节，都想起自己的青春。”她说。

    就像屏幕上回忆往昔的桥段，上山下乡时，申留云戴着大红花，被厂里用解放牌大卡车送往邻近的农村，妈妈抱着小弟弟申长久前来送行，边走边哭，嘱咐她“到那里了要听人家话，扎根农村干革命。”

    申留云半年才能回家一次，还不敢在家里多待。因为户口迁到了农村，她只能靠挣工分养活自己。家里其他人是市民，每月发26斤粮食，如果她经常在家，家里的粮食是不够吃的。

    在农村，申留云全部的盼头就是像下乡时承诺的那样，能早日回城被安排工作。

    如今，笼罩申留云整个青春期的记忆，已经变成后代历史课上十几分钟的教学内容或是电视荧屏里轻描淡写的一些剧情。当她在弟弟家述说这些往事时，刚放学回家的外甥一头扎进房间里玩起电脑游戏，对父辈们回忆往昔毫无兴趣。

    不过，后辈们的冷漠丝毫没降低申氏兄弟追寻父母过往的热情。

    申长明认为，要拍母亲，肯定得去山西那边找小姨他们了解情况。但小姨家在山区，不仅道路崎岖，还容易走错。

    进山5次，没少出事故。有一次，他们恰好赶上下大雪，车钻进雪堆里门都打不开，兄弟仨只好从天窗里爬了出来。

    还有一次，车在半路坏了，三兄弟只好推着车，走了半天才找到修车的地方。

    一吃上小姨端上来的热气腾腾的饺子，三人旅途劳顿的艰辛转眼便烟消云散。而一看到长相与母亲酷似的小姨，他们忍不住就想起了母亲，想要在小姨身上找寻更多母亲留下的记忆。

    可惜在纪录片完成的前一年，小姨也去世了，成为曾经出现在片子里的第6个去世的人。纪录片指导老师刘思伟是让申氏兄弟有机会看到《山有多高》的人，曾跟着一起去过一次山西。至今他还记得他们离开时那一幕：车子远远地开出了村口，年迈的老人形容枯槁，站在破旧的门口目送他们远去，迟迟不肯进屋。

    申长明负责这部纪录片的剪辑，夜深人静时，他看着曾对镜头诉说的老人一个一个走了，滋味很不好受。“拍片的过程最痛苦的，莫过于‘拍着拍着，就把人拍没了’。”他说，有时候摄像机镜头一扫而过，留下的可能就是被访者在世上的最后影像。

    在拍纪录片发现父母的这8年中，申长云也更加理解了“父亲”这两个字。

    访谈了许多老人，回忆了许多故事之后，申氏兄弟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父母到底是怎样的人。

    如果只能用一个词形容母亲，他们和周围很多人的答案是“节俭”，用新乡话说，叫“仔细”，有时甚至到了抠门的地步。老人吃完的玉米糊糊舔得干净得不用洗碗，晚上天黑到什么也看不清的地步才开灯。

    二儿媳妇有次早上上班着急，拿西红柿在水龙头下冲洗，拿着边走边吃，婆婆就有点生气地责怪她浪费。按照老人的习惯，冲洗西红柿的水要用盆接着，刷碗再用，最后再冲厕所。

    家里所有的剩饭都会变成第二天的食物，买菜从来不买新鲜的，因为新鲜的更贵。剩饭和不新鲜的菜，很难做出可口的食物，有时家里人需要背着老人，偷偷到外面填饱肚子。

    这位一直掌握着家里财政大权的母亲，还有个百宝箱，里面放着钱和存折。晚年，老人得了健忘症，总怕别人拿她钱。帮母亲打理箱子的申长云，会把钱存进银行，并定期将整钱换成零票；母亲眼神不好后，他们会偷偷用点钞币代替真钱。总之，一定要让百宝箱满满的。

    “箱子里必须有钱，可能是年轻时受苦受惯了，手往箱子里一摸，有钱，才踏实。”申长云说。

    母亲2005年3月去世后，一家人围在百宝箱前，谁也没有言语。最后申长云说了句，“分了吧。”打开一开，母亲竟然从牙缝里省出来了几万元钱，每个儿女分了一万多。

    “我知道母亲手上有钱，没有想到留给我们这么多。”申长明当时鼻子一阵酸楚，眼泪夺眶而出。“别人家分钱都很开心，我们当时却是最悲痛的时刻。”

    母亲由于是脑溢血去世，事发突然，让5个儿女都觉得“很受打击”。“如果母亲生病了自己能伺候几年，也算是尽孝了。但还没来得及好好伺候，她就先走了。”他们说。

    对老人的大儿子申长云来说，这是他经历的第三次触及内心的“去世”了。

    第一次是毛主席去世。厂里开追悼会，哭晕了好多人，11岁的申长云年纪虽小，但他清晰地记得内心的悲伤和惶惑——毛主席不在了，以后可怎么办呢？

    第二次是父亲去世。申长云已29 岁，结婚多年，但他仍有感觉——要是没爸没妈了，自己该怎么办？

    第三次便是母亲去世。他已年满40岁。步入中年的他，尽管心情依旧失落和悲痛，但跟之前已不同，“悲是悲，但我能顶起这个天了，能领着家往前走了”。

    同时，他和弟弟们也能平静地回过头打量和父亲的关系了。

    在申长明的记忆里，哥哥申长云年轻时和父亲的关系并不好。有一年，申长云的好朋友意外身亡，噩耗传来后，父亲明知不是大儿子出事，但还是悄悄跑到砖瓦厂看了看，直到确定后，心中的石头才落地。申长云当时问父亲，“你明知道不是我，怎么还去？”父亲轻描淡写地回答，“我就是闲着没事儿去随便看看”。

    “我当时不理解，有了孩子后，我才恍然大悟，纵然爷俩不对脾气，但父亲对哥哥的爱是细节的，是悄然的。”申长明在纪录片里说。

    晚年的申连成沉默寡言，常常坐在老式的皮质沙发上，不发一言，因为害怕费电而不看电视。二儿媳妇当时晚上11点要上夜班。他每次都坐在沙发上等着，一到点就去叫儿媳妇上班，之后自己才睡觉。

    这位行事严格的父亲还有一个原则，不动用任何关系为家里办事，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这位省劳模和人大代表的小儿子都没有工作。这让外人觉得不可理解。

    而外人一些不讲原则的做法，在申连成看来也不可理解。1989年，单位分房时，由于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老人心情郁闷，得了脑血栓，并在4年后病逝。

    “父母亲基本上不识字，但他们用自己一生的行为操守书写了‘克勤克俭、无私奉献’这八个大字，更让我们懂得了家的含义。”他的儿女们在纪录片里说。

    因为性格不同，这一家人以前没少争吵。但父母去世后，生活的磕绊和琐碎，忽然因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变得无足轻重。“拍纪录片的过程中，有什么事一起商量，虽然有时也会拍桌子，但我们学会了忍让，学会了成熟。”申长云说，“手足之情更浓了。”

    他时常组织姐弟5家的16口人一起旅游，“虽然双亲不在了，但家的概念还在”。只是近几年，他们这一代人的身体开始出毛病了，下一代步入工作和结婚生子的年纪，能把人凑齐组织起来出游变得越来越难了。

    在拍纪录片发现父母的这8年中，申长云也更加理解了“父亲”这两个字。“儿子跟我说，我很压制他，有我在，他就喘不过气来，我自己却没有感觉。”后来儿子听到了一首名叫《父亲》的歌，就编了个片子送给申长云。“从技术的角度讲，编得很烂，傻乎乎的，”申长云笑着，“但我很喜欢。”

    5月1日，他和弟弟们接手了一桩婚礼策划和摄像，用的还是纪录片首映时的舞台和红毯。

    作为司仪，申长明特地让新郎在台上对父母说一句“我爱你”。仪式结束，他还执意要到新郎老家，给他们拍一张全家福。

    作为摄像，申长久在拍儿女时告诉同伴，“稍微把镜头挪一挪，也拍拍父母吧”。

    “现在的人们打开手机，里面有没有孩子的照片？又有没有父母的照片呢？“他反问道。

    而这，来自于他们兄弟三人这一生都无法弥补的遗憾——他们走了很多地方，找了很多人，还是无法找到一张父母的合影，最终出现在纪录片里的父母合影，是他们用软件合成的。

    母亲节当天，申长云在朋友圈里 “祝全天下的母亲节日快乐”后，又加了一句“我们也要快乐，母亲看到我们快乐会更快乐。”

    而十多年前的母亲节，他们5个儿女携家人正围坐在桌前为母亲祝寿——因为母亲不知道自己生于何时，他们索性选择每年在母亲节这天为老人庆生。

    今年已经是他们第十个没有母亲的母亲节了，但他们有了一部纪录片给母亲作为礼物，申长云给这件礼物起名叫《不能忘怀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