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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一遍遍地调光，直至导演傅红星的影子，以完美的角度嵌入海报上邓小平挥手致意的巨大背影中，《旋风九日》的宣传活动才算正式开始。
这是一部讲述1979年邓小平突破重围访美的历史揭秘电影，也被定义为“中国首部商业纪录电影”。故事聚焦在这“改变中国历史、改变美国历史、甚至改变世界格局”的9天，75岁的邓小平参加了80场活动、20多次讲话、20次宴会、10多次跟记者谈话，其间还险遇刺杀。
为了这个纪录片，傅红星也经历了一次次“突围”：把体制内正厅局级干部的身份丢掉，以非官方身份拍片；在美国买250美元一秒的部分影像，最穷时把自家房子抵押出去；改了7次通过半年多的审查；请邓家开绿灯；采访亲历那段历史的美国政要和“中南海保镖”……
在公开场合，傅红星把这9天，比喻成“中国当代历史上最大一次政治路演和商业路演，邓小平带领中国这个当时负资产颇多的经济实体去美国路演，给中国开了一个公众号，叫‘改革开放’，路演结束，中国就‘上市’了，中国的市值在今天还在增加”。
邓小平访美的“破冰之旅”吸引了傅红星，可是要把这段历史故事搬上银幕，傅红星也有不少障碍需要突破。
在最近的一个星期，52岁的傅红星为了电影宣传奔波于成都、上海、北京、大连等6个大城市之间。每天一个城市，足迹几乎纵贯整个中国。此前，为了拍电影，他甚至牺牲掉了正厅级的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和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的头衔。
傅红星的辞职让周围人想不通。“毕竟他曾经是广电系统最年轻的局级干部，出门就有车接送，该有的待遇全都有。”一位电影圈的朋友说，“现在看他满世界跑宣传还挺辛苦的。”
妻子吕木子倒是对他辞职一直很支持。她记得，在担任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的7年时间里，傅红星曾经两次产生拍电影的强烈愿望，但在他向上级请示时，都被驳回了。
“他以前做过金鸡奖评委、华表奖评委，不能又是评委，又当导演。”吕木子说。
作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曾经的导演，1998年，傅红星执导的电影《周恩来外交风云》上映，票房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超过了当年冯小刚的《甲方乙方》和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成为票房冠军。当年，第五届大学生电影节开幕，活动方为了这部片子，专门增设了纪录片奖，还获得了最受大学生喜欢的电影。
但是后来，人们对傅红星电影的认可，被转换成了各种各样的荣誉层层叠叠地压在他的身上。39岁时，他作为援疆干部成为《喀什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回北京后成了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碰过摄影机。
在有着600多员工的电影资料馆，馆长傅红星的责任包括职工的“医疗、住房，就连夫妻吵架都得管”。一位在他身边工作的同事记得，傅红星办公室的门总是开着，“随便谁都能进”。
终于，2013年，他再次找领导申请拍电影，这一次，还随身带了辞职信。
“行政管理工作，和导演艺术创作的岗位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两者一般来说是很难兼顾的。”傅红星觉得对辞职一事没有太多可解释的。“那个时候正好是我五十岁的时候，当我考虑到我五十岁以后干什么时，我听从内心的召唤。”
摆脱了行政职务的傅红星再次成为导演，他的妻子吕木子则担任制片人。为了重现邓小平访美的九天，他们花了四年多的时间，不仅查阅了大量资料，还访问了当事人，单是访问整理出来的文字材料就有700多页。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美关系史研究会秘书长牛军说，影片中来自美方的资料“至少比我看到过的要全面丰富得多”。
“想到邓小平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还在不知疲倦地奔波于美国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做宣传，我觉得我做的这些就没什么辛苦的。”傅红星说。
浩瀚的资料中，傅红星记得邓小平曾经在私下里说过一句话，“美国这关是绕不过去的”。
“他很清楚。我们当时跟法国有外交关系，但是问法国买东西，买先进的东西是买不来的，为什么？法国说，这里有的东西的知识产权在美国那儿，没有美国的授权我不能卖给你。所以改革开放如果没有美国，你往哪儿开放？门在哪儿？门儿都没有。”在一次和资中筠、俞可平等众多顶尖学者交流会上，傅红星说。
后来，邓小平在美国密集的行程中，不仅包括了福特工厂的参观，也在美国宇航局体验了宇宙飞船的驾驶舱。曾经为邓小平写传记的傅高义说，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比作熊熊大火的话，邓小平那九天可能是他点的最大的一把火。
“我希望所有公民看完这部电影，都能够在心中植入一种叫做公民政治理性的东西，有了这个，可以更宽容、更客观地看待历史。”傅红星一字一顿地说。
但是看起来，现在并不是傅红星宣传电影的好时机。与这部严肃的政治影片同时出现在影院排片表上的，不仅有《复仇者联盟2》，还有《何以笙箫默》等充满话题的国产片，单是《复仇者联盟2》就占据了70%以上的排片。
面对这部主旋律的影片，不少院线经理向片方要来自政府的红头文件，这将意味着影片能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作为制片人的吕木子只好抱歉地告诉他们，“连跑都没跑”。实际上，有了《周恩来外交风云》的成功，傅红星和吕木子一开始就决定用纯商业化的方式拍摄这部政治题材的电影。
可他们没想到17年后，要为这部“邓小平本人‘扮演’邓小平”的非虚构的历史揭秘电影，找来投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正常情况下投资人先看成熟的剧本，看演员明星够不够靓，而这是个历史揭秘电影，没有本子，更没有演员，空口白牙的人家知道你做什么东西呢？”吕木子回忆。
一开始也曾有人想要投资，但是“有些是谋求政治资本的，有些是黑煤窑的钱不敢要”。很快面临资金困境的吕木子，在一次把剧组的工作人员送上去美国的飞机之后，银行账户里只剩下六万块钱。25天后剧组人员要回来的时候，机票钱都不够。考虑到自己根本没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筹措到资金，她只好回去把房产证拿到楼下抵押，才凑够钱买回程的机票。
吕木子说，这一切傅红星“不知道，也不关心”，“他只是疯狂地认为这个影片一定大卖”。
资金问题还只是横亘在傅红星面前的困境之一，这部影片前后共修改7次，“审查过程会挑出硬骨头里面的硬骨头、难中之难”。
“每个时期历史赋予你的天花板都是有的，而且每个时期都不一样。”傅红星说，“但它不能把你压死，你要和它和谐共存。”
实际上，即使在明知有严格审查的情况下，傅红星还是在电影中增加了邓小平的动漫形象，这让吕木子和他“从头吵到尾”。
“因为这给我增加了极大的难度。无论是操作上还是审片上。”吕木子说。但傅红星并不考虑这些，他想到的是动漫的形象可能会更好地展示邓小平的性格，而且这位中国领导人当年就是以手绘的动漫形象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的。
果然影片在已经申请拿到龙标的时候，因为使用动漫，被要求必须由邓家后人看过才可以。幸运的是，邓小平的家人对动漫形象很认可，影片得以顺利上映。
在妻子眼里，傅红星是典型的处女座男人，追求完美。为了拍摄邓小平出行时美国警车护卫的紧张气氛，摄制组成员在美国街头听见警车响动就追过去跟拍，等到警察回过头发现有异常动静，他们又不得不掉头满大街跑着躲避警车的追赶。
在拍摄邓小平访美的故事时，傅红星找到了几乎所有能找到的当事人，甚至到法国试图采访在邓小平访美期间搞突袭的激进组织的头目。在采访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时，问题细致到他和邓小平的家庭晚宴中的座位图，以及上了哪些菜。
“这些故事之前没有太多人知道，它们构成了历史，让历史变得有温度，有人情味。”傅红星一字一句慢慢地说，“再冷冰冰的政治、冷冰冰的外交也是由人构成的。外交是什么，就是让人愿意和你交往，政治是什么，最大的政治就是赢得民心。”
邓小平访美的那一年，傅红星还是高中生。由于父亲是在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兵，打鬼子、反扫荡，战士们肚子被鬼子机枪打破还坚持突围的战争故事，陪伴他度过了年轻的岁月。
由于父亲的讲述，这位80年代的大学生对历史的理解并不是书上冷冰冰的铅字。中国驻伊拉克大使、“曾经陪着西哈努克亲王到处跑”的中国驻柬埔寨大使等外交官，都是他父亲的战友，这些叔叔阿姨带回来的活灵活现的故事，是他对外交的最初认识。
做了导演后，听惯了故事的傅红星开始换一种方式讲故事，他依然不喜欢把历史人物“弄得像山上的雕塑一样”。为了拍《周恩来外交风云》，他看了大量的影像资料，一格一格地研究周恩来，甚至要搞懂“他为什么一瞬间瞟你一眼”。
1979年，在休斯敦以西35英里的马术竞技场上，邓小平观看两个少女的马术表演，并从她们手里接过牛仔帽，戴在了自己头上。戴牛仔帽的邓小平形象，瞬间风靡全美。
傅红星认为，这个故事是邓小平访美的关键，“如果不是解放思想，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怎么能把一顶代表资本主义的牛仔帽戴在头上？”
于是，他要求剧组一定要找到这两个少女。可实际上，她们在邓小平访美之后从来没有出现在公众媒体上，每天与马为伴，连网络都很少使用。于是，大批人马只好背着辎重，在当地挨家挨户地问，“像做田野调查似的”。最后，还真找到了她们。
最终，温暖的故事帮助邓小平赢得了美国人的心，细致入微的讲述则帮助傅红星赢得了票房。
5月15日，《旋风九日》在全国上线。这一天，这部电影的排片是国产电影里的倒数第二位，却拿到了最高的上座率和豆瓣的观众评分。四川绵阳的一家电影院，在5月17日全天停止放映《复仇者联盟2》，用9个厅57场排片来放映《旋风九日》。
“邓小平在美国记者的镜头下永远笑得自信豁达，他向美国民众记者挥手的样子和卡特总统一样风度翩翩，甚至他啃食牛排的模样，他在访问后期感冒后在讲台上用手绢擦鼻涕的模样，这些细节也许无足轻重，却真实可爱。”有人如此写道。
有人统计，30多年过去了，如今每天太平洋上空，乘中美飞机来往的人数接近两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