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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贵州人，还是广东人？”对“80后”王佳（化名）来说很简单的问题，她的孩子却可能已经答不出了。
王佳是2亿多农民工的一员。今年2月，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发布，目前全国农民工总量2.74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8亿人。
中国城镇化进程已迈过50%关口，这背后，是无数打工青年人生轨迹的变迁。近日法律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一书，讲述新工人的故事，反思个体、群体和社会的现实与未来。“票子”、“房子”与“孩子”，这些当下青年普遍关心的问题，在新一代青年农民工眼中，又有着怎样的解读？中国青年报记者探访书中主人公，为你勾勒答案。
“票子”：平均月入2864元，有人希望“买宝马”
从1998年到2015年，王佳的17年几乎都在东莞度过。
王佳老家在贵州遵义的农村。初中一毕业，她就瞒着家人，和5个同学一起来东莞打工，一直在东莞各个区镇间辗转。
“刚开始什么都不懂，每个月拿250元就很高兴了。”刚到东莞的王佳没有经验和学历，等待她的只有低回报的体力活。从1998年到2003年，王佳先后在印刷厂、塑料厂、电子厂工作过，月工资也从最初的250元慢慢升到1500元。
2003年，她用打工攒下的钱远赴黑龙江学日语，之后又回到了东莞。“因为我对东莞最熟悉，找工作也不再局限于体力活。”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现在，她当上了车间小组长，月工资3500元，扣掉住房公积金和社保之后，还能剩下约3200元。
王佳的收入没有“拖后腿”。据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今年2月发布数据，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2864元。和她相比，离开老家河南、到江苏打工的 张占波，则在平均线上下“挣扎”。
这个生于1983年、曾在矿山拿3000元月薪的青年，现在在苏州的电器厂拿1900元月薪。他租的房间约7平方米，月租金260元。“感觉一个月存上200元就不错了，压力太大了。”
“相对于这样的收入水平，80后和90后的打工者的消费欲望，是非常高的。”长期研究打工者群体的NGO“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志愿者、《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作者吕途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她印象最深的是张占波的梦想：“别人开宝马，我们也可以努力有钱去开宝马。我说不上来怎么样才能挣到钱开宝马，但是我觉得有可能。”
“他不吃不喝几十年，也不一定能买上宝马车。为什么一份更高的工资不是梦想？为什么建设一个健康的家庭不是梦想？”吕途分析，“对青年一代打工者来说，宝马可能代表的不只是一辆汽车，还代表了成功、地位、品味乃至社会认同等等符号。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眼里，消费已经不止是为了满足需求，还是为了满足面子、攀比的欲望。”
房子：城里买房“付不起”，老家建房“住不上”？
“成家”，是苏浩民最心心念念的事，也是他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
苏浩民来自湖南新化县，现在苏州的一家模具厂打工。在此之前，他先后在东莞、深圳、北京工作过。离开北京时，他和当时的女友分手。
“结不了婚让我很苦恼。”苏浩民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我将来想回老家生活，但是在苏州和老家都还没找到合适的对象。”
他认为打工过的这些城市只适合工作，不适合生活。“因为房价太高，买不起房子。”
面对大城市的高房价，苏浩民的选择和成百上千的青年打工者一样——在老家建房。2014年，他用自己多年攒的钱、父亲的资助，加上借外债，盖起了新房。“这是我这些年来最大的成就。”从此，他的工资要用来为房还债。
吕途分析，对于正在存钱盖房的打工者来说，其他的消费都要被压到最低。“虽然有的工友的月结余比例比较高，但是他或她一旦盖房，就立刻进入负债状况。”
吕途认为，这种“打工者在老家买房、自己长期漂泊在外”的现状相当常见，是一种“加和为零”的游戏：“当房子和居住地长期分离的时候，房子存在的意义大打折扣。城镇化在大步推进，在农村盖房子的人后悔了，在镇上买房的人又赶不上时代的发展了，想在县上买，却已经买不起了，一辈子辛苦挣钱，就是为了买跟不上时代步伐的房子？”
一些“80后”青年打工者告诉记者，传统上，买房子是为养老，但是，因为自己的子女将来必定不会在老家谋生，等老了以后，也许仍会面临“无法养老”的问题。
对于回老家之后的生活，苏浩民还没有明确的规划。“如果40岁之前能回去，就在老家找点别的事做；如果50岁才回去，就打算学一门手艺，用手艺谋生吧。”
买房问题，也折射着部分青年打工者的消费观。
吕途认识一位“90后”打工者小尹，他在一家汽车制造厂工作，工资一个月2000元左右。他在网上申请摇号，入住了重庆市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小区，租金加水电费合计约每月600元。
吕途曾去过他家里参观：“印象很不错，约30平方米。厨房和厕所都是原本就装修好的，他自己买了家具、装了木地板，花了2万多元。”
按照政策，租满5年后，小尹就可以购买这间房。在旁人眼中的“幸运”，却被这名“90后”弃如敝履。“我问他：‘将来是否会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他很吃惊地看着我说：‘我如果买房子就表示我要结婚了，我怎么可能满意这样的房子？别人都住别墅了，我却住廉租房。太没有面子了。’”吕途回忆。
孩子：缺少“家庭生活”的一群
每近年关，当今青年一代在网络上宣泄“过年回家遭长辈逼婚”带来的苦恼，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王佳的上一任丈夫和孩子，就都是“逼婚”带来的。
2007年时，她26岁，“家里人已经非常着急我的婚姻大事了”。2008年，经朋友介绍，她和上一任丈夫开始了用短信、电话撑起的“异地相亲”。
2个月后，介绍人就带男方去见了王佳的父母。王佳的回忆是：“大家都觉得可以。我父母说我们年龄也差不多，两家离得也不是很远，回双方家庭都蛮方便的。”但直到此时，两人还没见过面，甚至都没视频聊过天。
在双方家庭的催促下，他们于2008年10月“闪婚”，很快有了孩子。但王佳长期工作在东莞，丈夫在遵义市里工作，孩子成了农村留守儿童。生活在三地的他们，组成了“没有家庭生活的家庭”。
王佳对此很苦恼，又无法放弃城市的打工生活：“当时如果我回去带小孩，只靠老公不到2000元的工资，也就够房租、水电和基本生活费，再过三年五载，还是没钱。如果有一天生病住院，几千元的押金都拿不出来。”
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最终，自己还是选择了离婚，留在城市。现在，她也组建了新的家庭，夫妻两人都在东莞打工。
对于王佳这样的青年打工者遭遇的“逼婚”问题，吕途认为：“青年一代的外出打工者，在多大程度会屈从于父母‘以爱的名义’的强迫，不取决于子女对父母的爱有多深，而是取决于青年对自己未来定位的认识。”
她分析：“如果农村青年未来的定位在城市，那么恋爱、结婚对象是否来自同村或者邻村，就不那么重要了。青年打工者屈从于父母的强迫，大多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没有把握和自信。当自己都很迷茫时，听了父母的话，至少可以避免自己的错误决策可能带来的责备，避免失去父母和老家这个‘最后的庇护所’。”
王佳现在确定，自己要在东莞定居。“这里工作机会多，生活方便。老家各方面都不如东莞，回去之后，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2014年，再婚的她有了孩子。但夫妻俩没有把孩子留在身边，而是送回了丈夫的老家。孩子成了一个新的“留守幼童”，由爷爷奶奶照顾。
“如果将来条件允许，肯定要把孩子接到身边。”这是千千万万个王佳的梦想。但是，已被父母带到城市的打工者子女——“00后”们，会比留守儿童更幸福吗？
2014年，吕途对北京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皮村同心实验学校5年级的学生做了社会调查。在学生的烦恼中，父母的原因占到19%，比例最高。调查问卷的字里行间，彰显着青年农民工初为父母的诸多压力。学生们的原话有：“爸爸妈妈脾气不好”，“我让爸爸戒烟，他戒了又抽”，“妹妹的病一天好、一天不好，妈妈的心情也一天好、一天坏”……
户籍：外地青年是“过客”吗
“来北京有十几年了，一直没再离开过。”出生在辽宁本溪的姜国良，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1992年，姜国良就离开家外出打工。最初，他跟着家乡的剧团四处奔波，去过西藏、青海、新疆等地。2000年，他来到北京，加入了“工友之家”，一直工作至今。
姜国良有两个儿子。“我不是重视物质的人，未来最大的困难就是孩子的教育，将来考中学，非京籍的孩子会面临种种困难。”
他也在未雨绸缪，一方面想给孩子入北京电子户籍，另一方面也在打听老家的学校。“如果真的不太合适，孩子可能要回老家上学，这也是没办法的。”
在京十几年，姜国良依然不认为自己已经在北京扎下了根。“这个城市太大，我的性格比较适合小乡镇里安逸的生活。未来是不是会回家，我也说不好。”
同样的心态，出现在1300多公里以外的王海军身上。
1988年出生于山东农村的他，已经在一家江苏的德资企业站稳了脚跟。2014年，他在打工的城市付了房子首付，今年准备和女友结婚。“我个人最大的成就，就是这几年没有像好多人一样‘吃家里的’。我自己努力攒出了首付，这是亲手劳动所得，我很满足。”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但他依然没信心从此留在打工的城市。“家乡的亲人、朋友，都离苏州太远。虽然自己在这里工作，但朋友圈子还是比较单调的。将来小孩上学，户口问题也很麻烦。现在已经没有信心说，未来几十年一定都在这里。”
吕途分析，“过客心态”是打工群体最显著的心理特征之一。她曾家访过一对在广州番禺新桥村的打工者夫妻：“他们已经在番禺住了十多年,两个儿子都是在这里出生的。但家里面除了两张并在一起的双人床,没有任何家具，所有的东西，都放在各种纸壳箱里。”
“从农村到城市，青年打工者的生活、思想、消费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他们适应了城市和打工生活之后，下一步就是实现在城市发展的梦想。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目前，他们还迷茫在城乡之间。”
“也许大家认为，打工者本来就是过客，这不完全符合事实。”这名曾去德国探访土耳其移民的学者说，“从居住地的稳定性来说，打工者倾向于在一个地方落脚的趋势是明显的。移民人口总要等到第三代才真正明白：回不去老家了。”
现在，姜国良最大的期待是：“希望我们这群从农村到城市里来的人，能够生活得更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我们打工的城市，从弱势群体变为更有影响力、更有自信的群体。”
本报记者 庄庆鸿 实习生 王书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