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来客

    我对A君最深刻的印象定格在一张照片上。十年过去了，照片还是如当年那样色彩鲜艳，细节清晰，仿佛都能闻见校园里盛开的桂花味道。

    火锅汤汁咕嘟嘟地冒起泡时，A君终于出现在餐厅门口。我们已经很多年没见面了，他黑了，额顶的头发少了，肚子却没有像饭桌上其他男同学那样鼓起来。我们惊讶于他对身材的管理，A君笑笑说要感谢他的工作——他的领导喜欢跑马拉松，于是他常陪领导跑步；他负责对接的几个记者喜欢打羽毛球，于是他下班后常陪他们打羽毛球。“那些人业务水平太差，稿子写得还没我好，我还得告诉他们哪个才是真正的新闻点……”他顺便抱怨了一下，那是那天晚上饭局上唯一和“新闻”有关的话题。

    A君是我大学新闻系的同学，毕业后他留在我们上学的那座南方城市，干过几年记者，后来去一家大型国企当公关经理。这次来北京出差，A君的任务是见一见媒体记者，请他们支持公司的宣传。10年前，A君可是我们班公认的最具有新闻理想的人，他喜欢读黑格尔和储安平，是辅导员最头痛的那种学生，在校报时就喜欢写“舆论监督”式的报道，因为在报道里质疑学校为了迎接上级检查而调课影响同学的正常学习，稿子被撤，他去宣传部办公室找老师理论；拍纪录片课的作业时，他一个人扛着机器跑去学校附近的城中村采访被取缔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又和警察叔叔发生了冲突，学生证都被扣了下来。

    我对A君最深刻的印象定格在一张照片上。十年过去了，照片还是如当年那样色彩鲜艳，细节清晰，仿佛都能闻见校园里盛开的桂花味道。

    那是毕业的散伙饭，A君站在餐厅的桌子上，左手举起啤酒杯，右手握着麦克风，我们几个女同学站在地上，一手也举起酒杯，另一只手在抹眼泪。照片只拍到了A君的背影，但我知道他也在哭。那时，还没有什么“纸媒衰落”的说法，我们都觉得去媒体工作是最顺理成章的就业方向，但不知道为什么，几个相熟的同学找工作时都遇到了问题，只有A君顺利地通过笔试和面试，进入那个南方城市最知名的媒体。

    酒过几巡，大家都有了些醉意，餐厅里一片哭声。A君说完祝酒词跳下桌子，摇摇晃晃地走过来对我说：“以后少写点拿红包的稿子……”然后又和另一群同学抱在一起带着哭腔说：“我们不收红包！我们是新闻系的学生！”在那时，仿佛车马费就是我们这群刚毕业的学生所能想到的最大诱惑，完全不会知道在未来还将面临那么多次的选择。A君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他为什么要转行，我们只知道他在那个南方城市里买了房子，不用再在深夜出门跑去施工塌方现场。

    那一年毕业的时候，我们班有五分之一以上的同学去了媒体工作，这个数字在此后几年越来越少。如今留在媒体行业里的同学已经屈指可数，因此饭局上不谈“新闻”也没什么可奇怪。如果还在照片里的那个年纪，我们估计会矫情地引用如下的诗句来感慨一下吧：“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现实中没有深夜，没有饮酒，也没有碰杯的声音。A君饭后还有工作，其他男同学开了车，这顿火锅吃得文明又客气，夹杂着房子、基金、创业这样的话题，根本没人有时间引用什么诗句来伤感。饭局中途，A君接了一个工作电话要提前离开，我们的聚餐也因此草草结束，大家彼此告别，分别消失在夜色中。十年前毕业的那天，我们在餐馆里喝到深夜，A君去厕所里吐了两次，然后大家彼此搀扶着走去KTV唱歌直到天亮。那时破碎的是餐馆里的灯，一位男同学喝高了站在桌子上用手里的啤酒瓶敲碎了它，“哐”地一声落了一地碎片，我们的辅导员为此赔了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