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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我国大气环境化学的奠基者之一，对我国大气环境立法、大气污染和酸雨控制作出过重要贡献。
“国家给我的更多，我回报的只是点滴。”他如此看待自己的付出。
这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前副院长，山东大学环境研究院院长王文兴。
与雾霾“斗争”了10年
PM2.5和霾化学是近年来大气化学研究的热点。88岁高龄的王文兴，与雾霾“斗争”了10年。
2005年，78岁的王文兴担任山东省《山东地区大气PM2.5污染特征、来源及形成机理》课题组长，在山东4个代表性城市及泰山之巅，连续同步观测PM2.5和相关气体污染。
之后，其领导的课题组又对环渤海地区霾的污染现状、形成机制和控制对策进行研究。其成果对于了解环渤海区域灰霾的形成机制与大气污染的气候效应都具有重要意义，对环渤海地区治霾工作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大气化学是我的专业，也是我的兴趣。”王文兴说。
作为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国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许多城市煤烟型大气污染已非常严重，造成严重大气环境酸化。当时担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的王文兴，连续承担了国家从“六五”到“九五”的科技攻关重大科研项目，首次计算了全国大气二氧化碳和氮的排放量、排放强度，查清了我国酸雨现状及其分布规律和沉降通量，创建了我国第一套材料暴露自动试验装置，建立了材料二元损伤函数式等，为我国大气环境立法和制定污染控治对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验依据。
王文兴见证、参与了我国大气环境科研从无到有、从初创到深入的全过程，在大气光化学污染规律和防治、煤烟型大气污染与控治、大气酸沉降化学等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我国大气环境科学的开创者之一。
科研方向紧跟“国家需要”
“国家需要”是王文兴口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
“我1952年大学毕业，那时候国家百废待兴，穿衣吃饭是大问题。吃饭靠粮食，粮食得要肥料，合成氨最重要；穿衣光靠棉花不行，还得发展合成纤维。这些都要用到工业催化。为此我写了《工业催化》一书。”王文兴说。
《工业催化》是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第一本专著，对烃类氧化工业催化剂的研制具有指导意义。写这本书的时候，王文兴在天津环境保护办公室担任副主任，只有用晚上时间、历经几年写成。“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我就在办公室，墙上掉了很多东西，所幸我没受伤。”王文兴说。
王文兴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工作期间，主要是承担国家重大项目，“这都是国家当时的需要。我1995年去欧洲参加世界酸雨大会，亲眼看到有的森林成片成片死亡，有的湖泊只能用石灰来中和水的酸性。”王文兴表示，我们国家就没有出现此类现象，与研究人员的研究和国家的及早控制分不开。
王文兴领导的酸雨研究团队获得了我国环境科学领域至今唯一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我最近在山东大学做有关雾霾的研究，也是为了国家需要。我的中学是在战火中度过的，国家管吃管住，教我知识，到大学也是食宿全管。没有国家，就没有我自己的一切。所以现在做点事情，理所当然嘛。”
王文兴说，与国家给他的相比，他回报国家的只是点滴。
人格魅力比肩学术贡献
王文兴“严谨”。山东大学环境研究院王新锋博士说：“大气环境监测对数据准确性要求很高，为了保证每个监测站点的数据准确性，不论是城市站点还是野外站点，甚至是高山站点，他都要每个站点去检查，亲自给监测员做培训。有时候还做一些‘未知样品’，发给各地站点做检测，看看他们到底测得准不准。”
王文兴“清正”。对于院士待遇，山东大学有明文规定，但他拒绝接受，认为目前的条件已经很好；学校设有院士专项科研活动费，他从不轻易动用；对科研经费的管理极严，每笔费用清清楚楚。对于一些人的“规劝”，他撂下“狠话”：“我清清白白一辈子，可不能让我犯错误！”
王文兴“淡泊”。其酸雨研究参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时，评奖委员会规定获奖单位第一和个人第一不能同属一个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可以二选一。作为项目第一负责人，王文兴选择了单位第一。而他个人，只能排名第二。
王文兴“亲和”。山东大学博士朱艳红告诉记者：“去年有一次我们到长岛做实验，要运送检测仪器过去，说好了早上7点出发。先生说走之前他要过来检查设备。没想到的是，他还给我们每人带了一份早餐。”
王文兴“平易”。他外出很少动用学校的院士专车，经常自己打车，认为专车接送要跑两趟，浪费人力物力，还排放出更多的大气污染物。前几年因白内障手术王文兴住进了医院，出院时，不想“麻烦”单位，告诉看望他的学生“等我电话叫你”，学生等了好一阵没动静，打电话询问，先生说“已经快到家了”。
“先生的人格魅力，不输学术贡献，两者一样高大。”王文兴多年的助手王新锋说。
新华社济南5月3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