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形势的发展,智库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要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
早在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出明确批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形势的发展,智库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要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由此,“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概念进入人们的视线,并迅速为学界热议。
在学界热议的同时,党政军系统、社科院系统、高校系统及民间团体都开始了如火如荼的智库建设。然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究竟应该如何构建?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概念提出以来对其最完整、最清晰的表述,可以视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可以看出,国家已将智库建设提升到战略高度。因此,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应是一个系统工程,应避免无序地一拥而上。中国智库,特别是官方和半官方智库,多是在原有科研机构的基础上转型而来的。这些科研机构中很大一部分是以基础理论研究为重点的社科院和高校。而无论是社科院向智库转型,还是高校兴建智库,都不是一声令下就可以完成的。
党政军智库:主攻重大战略问题
党政军下设研究机构由于和党政与军队的密切关系,可直接、准确地获得其决策需求,具有发展智库的天然优势。这类智库应坚持进行应用研究,且可偏重于现实问题对策研究,根据智库隶属的党政军机关所辖领域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此外,这类智库应该着重在军事、安全及重大战略领域树立自己的权威。
笔者认为,这类智库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和内脑功能区分度不够,独立性不足,过于依附所属系统和部门。这样会导致智库在对公共政策提出观点时,过分顾及本系统和本部门的利益,而缺少全局观,从国家层面上来说,不利于符合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的形成。
对此,党政军下设智库的领军人物要有宽广的视野和胸怀,其上级机关也要适度放松与智库的关系,使其能更好地发挥外脑的作用。
社科院智库: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辅相成
社科院基础理论研究历史悠久,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一直承担着为政府建言献策的功能。
在目前发展智库的大环境下,中国社科院被寄予厚望的同时也面临转型的挑战。中国社科院学科配置较为齐全,科研人员规模庞大、政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均在全国名列前茅,建设智库已经具备了非常好的基础。笔者认为,其在转型中应该着重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保持基础理论研究的优势,并使其成为应用研究的强有力支撑。二是要注重培养应用研究人才,在资金分配、课题内容方面向应用研究倾斜,逐渐形成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平分秋色又相辅相成的局面。三是作为唯一的国家级社科院,要将研究重点放在长期性、战略性研究上,着重解决一些需要理论和科学调查支撑的问题。四是要注意各学科、各二级研究单位的融合。与普通研究机构相比,跨学科性是智库的一大突出特色。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要利用好学科齐全的优势,在培养、建设智库时有意识地打破各研究所的行政藩篱,整合已有学术成果,更加高效、有针对性地进行研究。
相对而言,地方社科院在智库转型中面临的挑战更大一些。地方社科院目前的普遍状况是:规模较小,研究人员数量有限,学科配置相对不齐全;资金不足,行政拨款和课题经费都有限。根据笔者对地方社科院的调查,发现其在向智库转型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第一,因为研究人员有限,如果向应用研究转型,就没有精力再去顾及基础理论研究。笔者认为,地方社科院已经形成的基础理论研究优势不应荒废,强行将其改为应用研究是舍本逐末之举。第二,在经费有限的条件下,地方社科院的文史哲研究人员出路何在?这需要全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规划和通盘考虑。第三,智库要求对策研究的数量和质量,社科院现有的评价体系中没有将这部分重要工作和成果体现出来,影响转型为智库专家的研究人员的晋升,因此出现了院领导着急转型而研究人员没兴趣、不配合的情况。
总体来说,地方社科院在建设智库时,应立足于有限的资源,将主要精力放在发挥地方影响力上。
高校智库:抓住特色学科打造品牌
智库对于高校来说是一个新鲜事物。《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高校要积极参与决策咨询,主动开展前瞻性、对策性研究,充分发挥思想库、智囊团作用。”
笔者认为,理论研究是高校的传统,即使是应用性较强的学科,也多注重其理论层面,高校仍应以基础理论研究为立足之本;同时应依托自己的优势研究领域,有针对性地进行智库建设,如东南沿海地区高校的华人华侨研究、南海问题研究,东北地区高校的东北亚研究,师范院校的教育学研究等,都在全国具备很强的研究实力,如果能在此基础上更多地关注现实问题,就不难建成高水平、有特色的智库。
综上所述,中央提出智库建设的方略,并不意味着所有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都要一窝蜂地转向应用研究。基础理论研究绝不能因为智库的发展而荒废,致力于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也不应被强迫转向应用研究。现在有不少研究人员对智库建设表现出抵触情绪,这与不合理的一窝蜂的智库建设以及研究机构负责人的“野蛮”政令是有关系的。对此,一方面,科研管理机构要做好统筹,使科研机构明确自己在新形势下的分工;另一方面,科研机构自身也要认清自己的特色和专长,在保持自己研究优势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进行智库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