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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至5月，“百所高校大学生寻访徐霞客足迹活动”在浙江省宁海县举行。4月13日至18日，从全国筛选出的16名大学生记者，在宁海参加了“宁海模式·全国大学生新闻实践营”，接受中国青年报社资深记者培训，深入采访宁海县基层治理、乡村旅游；5月18日至20日第十三届中国徐霞客开游节期间，作为中国高校传媒联盟的永久换届会址，宁海县更是迎来了全国100所高校大学生记者。他们在这里换届、颁奖、采访、重走徐霞客古道，并采写了相关报道，以飨读者。
2014年11月一个寒冷的日子，暨南大学新闻系大三学生洪海到学院退休教授梁洪浩家门前蹲点，希望能够见到他并进行采访。那时的他，没有想到，今年5月19日晚，因为这次蹲点采访写出的人物报道《梁洪浩：90年的光荣与梦想》，他获得中青报大学生新闻奖人物通讯类一等奖，并参加了在浙江宁海举行的颁奖典礼。
今年3月底，中国青年报社、中国高校传媒联盟发起了第一届中青报大学生新闻奖以及中青·校媒奖学金评选，活动覆盖全国400余家高校、2000多家校园媒体。在中国高校传媒联盟执行秘书长曹竞看来，大学生新闻奖有利于学生记者专注于新闻业务。她希望，学生记者要勇于担当，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从专业媒体中汲取养分
“这个人物报道其实较为常规，能获奖可能与它具有历史厚重感，涉及校史、专业史等有关。”从2014年10月起，洪海所在的学生报纸《新闻学生》计划做“暨南人”的专题，洪海被分配到采访退休教授梁洪浩。他用一周时间梳理了校史、回忆录，并采访梁的保姆、学生等。
这些前期工作让洪海有了许多素材，而去年暑假参加“南方准记者训练营”则让他对人物报道有了更多把握。他记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张欢在讲座中说，“人物报道要学会描写新闻背景、历史背景、个人经历，要体现出矛盾与高潮，就像是写小说。”
“这一天，广州的天空出现久违的蓝色，温度也比前一天更高，阳光几乎洒满了暨南园。”洪海在报道中写道。他说，“这一天”正好是梁洪浩的90岁寿辰，这么写，是为了烘托那是个“高兴的一天”，但“环境描写不能变成单独的风光，要和人完美结合”。
环境、细节的刻画同样为西北民族大学广告学专业大三学生黄智强所看重。在这次中青报大学生新闻奖中，他采写的《总理来过之后》获得深度报道类一等奖。报道还原了一个家族三代人的不同经历、心理，记录广西一个村庄在李克强总理考察后发生的改变。
黄智强还记得，为了还原村民送总理两筐花生的场景，他特意上网查找当时的照片，随后请现场村民回忆当时的细节。
“要学会深挖更多细节，揭示更多未知。但你很难苛求采访对象能详细表达出你希望了解的东西，因而你要自己学会追问。”黄智强说。
超越校园关注社会议题
在此次获奖作品中，另有一些新闻报道与社会议题有关。而从全国范围来看，《青春报》是社会议题报道比重较多的校园媒体之一。
“关注社会问题是为了让学生的视野超越校园社区，更多关注社会问题，也更好地与社会对接，培养胆魄，开阔视野。”刘津说。
《青春报》主编卢禹弛对此感触颇深。2014年10月28日，北京市发改委正式发布北京公共交通价格调整最终方案，“2元”时代即将终结。这时恰逢《青春报》百期特刊，报社决定做一些关于社会热点的特稿，最终确定了这一选题。
卢禹弛把知名记者李海鹏在《南方周末》刊发的稿件《车陷紫禁城》提供给学生记者们作为参考。随后，记者在地铁相关的网络BBS寻找采访对象、连续几日搭最早班和最晚班的地铁并找车上人聊天。
他们还采访了2008年奥运会期间为北京地铁报站的报站员黄华、地铁隧道深处动态广告设计师刘小燕、地铁乞讨者和北京地铁具有渊源的人等，试图了解“北京地铁的生活节奏以及人与地铁的感情”。
卢禹弛对初稿并不满意，“稿子较为凌乱，缺乏节奏感，信息也比较分散。”因此，他建议采写稿件的记者能找到一个与地铁有着类似生活轨迹的人，通过这个人的故事把稿件串起来。
最终，记者们找到了高中生周炜昊——在2007年北京“2元时代”刚开始时，他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乘坐了近12个小时地铁。到了“2元时代”即将结束时，他又坐了近12个小时地铁，体验了所有换乘车站。这篇报道最后被评为首都高校传媒联盟新闻汇评金牌作品。
“想要做好校园报道，最主要的还是要勤快，同时应提高寻找采访对象的能力；在写作技巧上，则要多看优秀的报道，借鉴这些作品的逻辑、写法，靠阅读来获得对深度报道的认知。”卢禹弛说。
站在公共治理角度报道争议事件
多名参与获奖作品评选的人士表示，直面重大事件、争议事件的报道，既考验采写技巧，也具有促进信息公开、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认为，对于校园媒体而言，理解和判断更加重要，要不断历练自身思维，更深刻、成熟把握学校各类问题。
清华大学《清新时报》被认为是一份注重理解和判断的学生报纸。该报执行总编曾繁尘表示，《清新时报》的定位是“校园观察家”，“选题和学生密切相关，但不一味迎合学生喜好，努力服务大学生，尽其所能引导舆论，改变不合理现象”。
在清华大学，“阳光长跑”制度已有多年传统，并从2008年秋季开始被纳入大一、大二学生的体育课程体系。尽管每年都会起争议，但曾繁尘表示，“如果不能够找到新的角度切入，那还不如不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新的有价值的题目上，比如“清华辞退外文系教师”、“何时向水课说不”、“学分绩改革”等选题。
他说，在做舆论监督时，要坚持客观公正，信源必须平衡，不能只采访一方。
争议性报道的确是一个硬骨头，一旦处理不好，容易激化校园媒体与校方矛盾。刘津说，“操作这类选题时，要追求通过报道表达双方诉求和立场，促进和解与解决问题。”
一个例子是，一个学生在向学校借摄像机时，不小心把三脚架中很小的圆形铁环弄坏，结果学校要求赔偿300元，但实际价格可能才几元。校方解释称，三脚架某些零部件不能单独向厂家购买，所以一旦损坏需按规定赔偿整个器材，但学生依然意见很大。
在向学生详细了解情况后，学生记者主动找到学校教学与实验保障中心沟通。最终，校方做出了诸如自行加工零件等努力。在摄像器材赔偿上，为了鼓励学生使用，也设置了额度限制，假如损坏设备折旧后价格超过1000元，学生只需赔偿1000元。对于经济条件不好的学生，校方通过开放分期偿还或提供勤工助学岗位等方式帮助其偿还损失。
在张志安看来，所有政策想要改善，都涉及公共治理成本、政策取舍、成本投入等，并没有表面那么简单，要一层层剥开，“努力挖深，站在公共治理的角度去建设性解决问题”。
他举例说，假若学校有条河流很臭，校园媒体在做报道时，不能够仅仅质疑为什么不把河流搞干净。他认为，在这一问题上，一篇理想的校园媒体舆论监督报道应该调查河臭的原因，了解河臭责任方、河臭是临时性还是长期性、最初规划河道是否合理、治理河道需要谁出钱、从哪些学校经费调拨、是否有其他公共治理费用、如何申请等。
张志安也清楚地意识到，要做到这些对于校园媒体太难了，特别是一些校园媒体可能受到校方各种限制。他觉得，“不应该苛求这些校园媒体”，只要校园媒体能够在它有限的范围内，最大化实现自身价值，把特色、影响力做出来就足够。
（福建师范大学 吴荣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