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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赫德是坏人，他掌控中国海关近半个世纪，极尽殖民主义之能事。但昏庸的清廷不辨好歹，把赫德当劳模一样表扬，1908年授尚书衔，死后更追封他太子太保，获洋人在华最高荣誉。
成为劳模，北爱尔兰人赫德也是歪打正着。1853年上海小刀会势大，上海海关瘫痪。但买卖还得做，外商货船还在港口候着，于是英、法、美三国领事一碰头，决定三国各派一人成立税务司，替清廷接管上海海关，翻译赫德是其中任职最长的一位。谁想一不留神，这海关竟成了清廷“唯一一个廉洁的部门”。
赫德首先碰到的就是贪腐。鸦片战争之前，非法鸦片贸易猖獗，海关官员最主要的来钱手段就是庇护鸦片走私，从最高级的海关监督到最低级的杂役，上下其手，疯狂自肥。怎么办？用眼下的话说就是要逼得坏人不想腐、不敢腐、不能腐。细说起来，前两者是主观的，是要靠人自我修炼自我约束的，这很不靠谱，猫见了鱼不流口水，兄弟见了色不横刀夺爱，那不符合生理卫生原理；而后者是客观的，是最重要的，赫德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
赫德先是建立了新的会计制度。在清廷海关的旧式会计账目中，不单陋规和灰色收入不能体现，甚至收到的正税也很容易被化公为私。1866年，赫德开始推行英国新会计制度，这套制度可以对海关税收的上缴和留用进行详尽记录，使得做假账甚难。相配套还有审计制度，赫德专门设立了稽查账目税务司，这厮权力巨大，每到一处，四野无声，稽核官立马接收结余、单证、支票、存折、账册和保险柜钥匙，若发现问题，稽核官有权立决。
那些摇头晃脑的账房们何以见过这阵势？瞬间不能了。
赫德还做了另外的事：不想腐，高薪养廉，厚禄收心；不敢腐，见一个查一个除名一个，零容忍。赫德的成绩是好的，魏尔特在《赫德与中国海关》中提到“赫德任期内海关人员的违法行为没有超过五起。”
想想赫德的这般手段真没什么稀奇，就那英国新会计审计制度还有些亮点。然而今日，中国海关的各种制度、纪律、法规的杀伤力当远超过当年英国人那一套，各种检查组、巡视组也空前强大，却为何还贪腐不断？去年年初的一场突击行动，在深圳沙头角海关旅检四科办公室里，检察院人员当场查获108万元现金，其中70余万元装在多个信封内，每个信封上注明海关受贿人姓名及金额，信封内还附有纸条，注明行贿人姓名、走私车放行日期、放行次数和金额——今日的走私车，貌似当年的鸦片，隔了100多年，海关守门人同为沦落放水人。
虽然沙头角海关的腐败在当地居民中并非秘密，但海关的监察部门却“毫不知情”；居民不断反映和举报，监察部门仍“毫不知情”；“举报往往石沉大海，举报电话则成通风报信工具”，监察部门还是“毫不知情”。为何毫不知情？因为中国人讲人情，崇中庸，喜灰色，大家灰做一块堆儿。
据说，清代名臣曾国藩的做派就像个圣人，碰到送礼人，他往往拈出一点，其余奉还，既不伤人面子，又不损己清名，高级灰。学者张宏杰讲了这么个故事：道光二十三年，曾国藩在翰林院全年工资加补贴是130两左右，那年他去四川当了回乡试主考，灰色收入骤增，官员、将军、考官、考生各色人等送银6000两左右。那么，曾国藩算是贪官吗？——这6000两银子完全符合清廷官场上不成文的规矩——门生给老师送钱，地方官给京官送钱，同乡、同门和同僚之间互相送钱，只要不盘剥百姓，不私吞公款，不收人钱财帮人铲事，就不算贪腐。
派圣人曾国藩去清廷最廉洁的部门海关吧，他应该够格吧。但最先反对的是中国人。英国外交官威妥玛对清廷总理衙门大臣文祥说，要按“外国制度越来越划一推行”中国海关改革，“中国尽可以雇用中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没想到文祥立马回绝，“用中国人不行”。于是在赫德任内，海关的高官都是西方人，直到1907年才有一个叫张福庭的华人做到代理亚东关税务司。
赫德，这个种族歧视的家伙。
王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