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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南信阳市政府有关工作组就“走失男童获救助半年后死亡”一事，向家属出示了一份赔偿清单，家属获赔合计133946.15元。清单同时注明责任划分，其中，死者自身患病承担70%责任、死者父母监护不力承担15%责任。家属对此表示不能接受。（《京华时报》6月10日）
按照赔偿清单的责任划分，孩子及其父母承担了85%的责任，而救助机构却只承担了15%的责任，这样的结果自然令家属难以接受。在真相还没有完全明朗的情况下，这样的责任划分也让人质疑。因为正如相关专业人士所指出的：孩子的死亡原因，是否与救助站失职有着直接关系，对最后的赔偿金额起着决定性作用。
6月1日，信阳市发通报称信阳市救助站、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浉河区公安分局等部门，同时有18人受到了处分，这意味着当地政府已然认定相关人员存在失职。那么，这样的责任分摊，显然并没有体现责权利对等的原则。同时，从既有的事实来看，男童死亡并非孩子父母遗弃所致，其本身又属于未成年人且有智障疾患，让其承担70%的主要责任，有违常理。
当处理的主体和赔偿的主体为同一人时，也就意味其集裁判员和运动员于一体，利益取向之下很难避免不以“利己为上”。因此，需要没有直接利益关联的第三方独立调查机构介入，如上级政府部门、异地专业组织，或者由多方人员参与的临时调查机构等，以厘清真相并明确责任，在此基础上进行赔偿。
然而，在既有的法律框架和程序规范中，第三方调查很难得到确保。因而，如当地官方所说那样，“不满可走法律途径”或是一项优选。向法院起诉走司法途径，虽是迫不得已，却也是现实情况下寻求权利保障的最好方式。
长期以来，很多人对信访极为依赖，而对寻求法律解决而信心不足。一些信访问题之所以迟迟难以化解，缠访和闹访案例层出不穷，皆在于化解问题的主体独立性不足，难以获得最基本的公平认可，无以让人信服而导致息访成本增加。在此情况下，需要通过一个个司法案例的出现，激活公众的司法信心。
让“走失男童获救助半年后死亡”一案，最终回归司法解决，不失为对地方法治的一次检验。
唐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