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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晚11时，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儿童在家中疑似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这4名最大不过13岁、最小只有5岁的儿童，事发时并没有监护人看管，父母不在身边，爷爷奶奶已经去世，而年迈的外公外婆并无照料孩子的能力。
同样发生在毕节，很多人联想到了2012年5位儿童垃圾箱内被闷死的惨剧。有所不同的是，垃圾箱被闷死儿童被定义为流浪儿童，而此次农药中毒的儿童被认为是留守儿童，因为他们有“家”，有亲人。
4名儿童的父母没有履行法定监护义务。依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父母因外出务工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履行对未成年人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有监护能力的其他成年人代为监护。在儿童父母监护缺位的情况下，却没有一个相关部门（按法律规定为居委会、村委会）出来予以劝诫、制止。从事发后一直联系不上家长这一细节来看，孩子其实非常需要指定监护人。
即使这些孩子没有经济困难，父爱与母爱的缺失，也对他们健康成长不利。很难想象，这些最大不过13岁的儿童，如何承担起独立生存的压力和挑战。他们的同龄人，可能还要听父母讲完故事才肯睡觉。根据村民的说法，他们性格内向，与邻居缺乏沟通，很难说这种情况与缺乏父母关怀没有关系。亲情的匮乏，再加上没有第三方有效干预，让他们的童年陷入孤独无助。
4名儿童实际处于一种“事实孤儿”的状态，这是儿童福利保障的一个盲区。农村地区孩子因父母外出打工而成为留守儿童，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过去社会更关注他们的成长、受教育问题，负责任的打工父母不会对在家的孩子不闻不问。然而，类似发生在毕节的这种家长不作为、又没有代行监护者的现象，已让儿童在事实上成为孤儿。北京师范大学儿童福利研究中心有个数据常被引用：截至2011年12月，全国约有58万“事实孤儿”。
关注“事实孤儿”，政府部门、社会并非没有意识，问题在于动作步伐不够快。一些地方试点的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就是针对这些不符合孤儿、流浪儿童标准的儿童。可是，这些试点只在个别地区展开，往往经济发达的地方，执行效果较好；经济欠发达地区，资金、资源跟不上。而且，试点范围之外，还有更多需要救助的孩子。虽然有困难，可这不是政府相关部门不作为的理由，因为拖的时间越久，受伤害的孩子会越多。
更重要的是，相对于物质的救助，心理上的救助同样重要。这次出事的几个孩子，可能算不上贫困儿童，但很明显，他们缺少关爱，有心理阴影。可以想象，找不到父母，无人照顾的孩子，心里会有着怎样的忧伤和绝望。
如果说，留守儿童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附带伤害，对个体而言，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迫不得已；那么，对留守儿童的保护，避免留守儿童成为“事实孤儿”、流浪儿童，应该是社会保障的底线。我们有义务替孩子们还清这笔发展的欠账。因此，对留守儿童的救助，是不容推卸的国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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